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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炳芝在给孩子看病。 王元元 摄 核心提示：在农村，有这样一群人，是医生却不在医院工作，是护士却不被称作白衣天使，是农民主要精力却不在种田上，他们的名字叫做乡村医生。长久以来，他们背着药箱穿梭在乡村农户、田间地头，为亿万农民的健康保驾护航，也为他们送去了健康、送去了温暖，更送去了大爱如山的坚守。他们是一群最普通的人，也是一群最可敬的人。
在河南省信阳市淮滨县就有这样一位村医，他自学成才，安贫乐道，低调谦和。他没受过专业教育却练就一手高超医术;他背负20万元外债却从不多收群众一分钱;他生活艰辛却坚持收养两个孤儿。30年来，他以精湛的医术和敬业的精神为当地群众诊病治疗。他就是河南省淮滨县邓湾乡赵店村村医王炳芝。近日，本网走基层记者就采访了这位普普通通的乡村医生，真实地走进了他的从医生活。 后来离开师父，看医书就成了他继续学医的唯一途径。但是从哪里找医书却成了他最头疼的事。他跑遍了所有的亲戚朋友家也没能借到一本医书。但是书店的医书又都太贵了，于是他就只能到二手书市上去买。“二手书便宜得多，就是有点破。”王炳芝一直觉得自己买的二手书很值。在那场一年一次的二手书市上，他用自己攒了半年的钱一口气买了三本医书。
为生命 安守清贫30年
“我就是出出力开个药方，这不费事也不要钱。”
这三本书，王炳芝看得格外仔细。他想着，看完这几本医书再加上先前师父交给的医术差不多就可以“出道”了。他没想到的是自己学医的事很快就在十里八村传开了，开始有很多人慕名来找他看病。
刚开始的时候，王炳芝还总是推辞说自己刚学医不久、没经验，半推半就的。但到后来找他看病的人越来越多，他也就慢慢适应了。遵照老中医传授的医术和医书中讲述的，他开始陆陆续续给人开药方。
有一次邻居家的孩子发高烧，孩子的父母焦急地跑来找王炳芝。他到后发现孩子身体滚烫，已经处于半昏迷的状态，一时竟慌的不知所措。“当时孩子的身体很烫，我一下子就懵了。”稍作镇定后，他凭着自己的记忆，战战兢兢地给孩子开了个药方，让孩子父母赶紧去附近的药店抓药。
奇迹的是第二天孩子高烧就退了，这件事一传十十传百，王炳芝的高明医术也就成了十里八村人竟皆知的事。从那以后，除了本村的人，外村来看病的人也渐渐多了起来。那时候王炳芝全家还住在两间土坯屋里，家里的地方本来就不宽裕，再加上来了这么多看病的人，整个屋里就显得更狭小了，有时连个转身的地方都没有。
因为没钱进购药品，所以王炳芝一直都停留在给人开药方的阶段。“那个时候刚能吃饱饭，哪还有闲钱去买药啊!”即使是这样，每天来看病的人仍然是络绎不绝。在做“药方医生”的几年时间里，他给人开过的药方就有几千副。
为梦想 攻苦食淡求医路 “小时候常常生病，就想着长大后学医，自己给自己看病不用花钱。” 今年56岁的王炳芝从1982年从医到现在已经整整30年了。
1957年王炳芝出生在淮河岸边的一个小村庄,父母都是地道的农民，没上过学。在王炳芝2岁的时候就遇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饥荒(注：1959—1961，被称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庄稼颗粒无收，农民食不果腹。作为家中的老二，父母曾想过把这个刚出生不久的孩子丢掉，但最后还是没下这个狠心。或许是因为常常吃不饱、穿不暖，幼年的王炳芝常常生病。
“小时候三不五时的生病，一个感冒都能引起肺炎，我妈就常说我养不活。”回想起小时候，王炳芝把目光移向了窗外，但表情显得很平静。
60年代的中国，农村的医疗条件非常简陋。一个时常生病的孩子对于家庭来说，无论是费用上还是精力上都是负担不起的。再加上3个弟弟妹妹的出生，让这个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生活更加艰难了。尽管体弱多病，但是作为家中5个孩子中的老二，王炳芝从10多岁开始就跟着父母下地干活。
“每次生病都感觉像是在鬼门关过了一趟。”现在想想，他仍觉得后怕。后来母亲就让他学医，一来能够给自己调理身体，二来能够赚点钱补贴家用。“小时候常常生病，就想着长大后要学医，自己给自己看病不用花钱。”王炳芝总觉得这样的学医理由很滑稽，但长大后当医生的想法就这样开始在他心里扎根发芽。
“我常常是左手拿医书，右手拿字典，一边看一边查。”
1980年，王炳芝初中毕业，确切来说他只上到了初中二年级，但这在当时的村里已经算是“秀才”了。离开学校后，遵照母亲的指示，王炳芝开始学医。但整个学医的过程对于他来说却是异常艰辛的。
那时候乡村医生还很少，即使有也多是世代行医，医术从不传于外人，想要找个师父学医是件非常困难的事。后来，母亲辗转通过一个远房亲戚把他送到了一位老中医那里。“当时去见师父，我妈还专门让我把攒了好长时间的鸡蛋带去。”从此他便开始跟着老中医学习医术。“我每个星期只能去学两天，其他的时间还得回家干活。”但好在他悟性很高，很多东西一点就通。
除了言传身教，师父还常给他推荐一些医书。“师父让我多看书，多学一些古人的医学经典。”在老师的推荐下，王炳芝开始尝试读各种医书。他看的第一本医书是《伤寒杂病论》。这本由东汉医学家张仲景编撰的中医著作，是我国中医领域的权威。
当时从师父那拿到这本书的时候，他傻了。“书太厚了，还有很多古文，根本就看不懂。”对于初中还没毕业的王炳芝来说，这样的书读起来确实很困难。“但是没有办法，要想学好中医就必须得读，只能硬着头皮读了。”
为了更好的理解书中的内容，王炳芝从亲戚家里借了一本字典，遇到不懂的字词就查字典。但因为是一本古书，所以很多专业名词连字典里也查不到。从那以后，一本《伤寒杂病论》、一本字典就成了他身上的必备物品。“我常常是左手拿医书，右手拿字典，一边看一边查。”说到这里，王炳芝还现场比划了一下。直到现在，他诊所的书桌上都还放有一本字典。
“下地干活的时候，一坐下来歇我就拿出来看几页。晚上就点着煤油灯看，看到眼睛疼的受不了了就睡了。”谈到这些，王炳芝并不觉得辛苦，反而是一种享受。就这样，借助一本字典，他用三个月的时间把几千页厚的《伤寒杂病论》读完了。
据王炳芝自己回忆，在学医的3年时间里，他看了10几本医书，基本上把师父那里珍藏的医书都看了个遍。
但是在那个物质匮乏、生活艰难的年代，一张开药方的纸对于他来说都成了难题。因为不收病人的钱，所以买药方纸越来越困难了。到后来，他只能到商店去找烟盒来充当纸了。“那时候没钱买纸，我就去商店捡人家的烟盒，用烟盒来开药方。”
1985年，在师父的建议下，王炳芝第一次报名参加了当时的医师从业考试。说起第一次参加考试的情景，他不由地笑了起来。“虽然看了很多医书也有点看病的经验，但那考试太难了。”就这样第一次考试失败了。接着是第二次
、第三次、第四次，终于在第五次的时候他成功了。“当然高兴啦，这个证是国家承认的，想着以后我就是个合格的医生了!”“能让我保本就好，别没钱进药就行了，能少点我尽量少点。”
在拿到从医资格证后，王炳芝开始筹划着开个诊所。“老是给人开药方也不行，他们还得跑老远去买药，不方便。”最近的药店也在乡里的集市上，需要走好长时间的路。
1989年，王炳芝的诊所正式“开业”了。据说“开业”那天，很多他治疗过的病人都来道喜。只是现在看来，那时候的“开业”不免有点寒酸。所谓的“诊所”也就是一间土坯房，屋里摆了一张椅子、一个药柜、一张桌子，桌子上放了一个听诊器、一个把脉用的布垫、几本发黄的医书。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王炳芝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从医生活。
“当时开诊所的钱都是从亲戚朋友那里借的。”但让王炳芝感到意外的是，亲戚朋友们都愿意借钱给他。“没想到借钱会那么顺利，当时家里的生活都不容易，基本上都没有闲钱。”为了省钱，诊所的桌椅都是他找熟人用自家的木材现做的。整个诊所的“装修”桌椅柜加上药品总共花费了几百块钱，这在当时相当于一个壮年劳力半年的收入。就这样，王炳芝错失了和同龄人一样外出打工赚钱的机会留在了那块贫瘠的土地上。
1989年到2000年是王炳芝最困难的时期。虽然名声很大，来看病的人也很多，但是对于他来说生活依旧很艰难。“来看病的人都是穷人，都没什么钱，我也不好意思找别人多收钱。” 他说因为自己小时候常生病，能够体会到病人的心情，所以要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减轻病人的负担。
他诊所的药价是十里八村最便宜的，并且他只收药费从不收诊断费。“能让我保本就好，别没钱进(购)药(品)就行了，能少点我就尽量少点。”他一直坚持着这样的原则，所以他诊所的药价在20多年里也没有太大的变化。
“确实没涨过价，别的地方都在涨，他这从来没涨过，所以来看病的人很多。”同村45岁的赵全武(化名)这样说。这也是他最让当地群众津津乐道的一点。
“人家打电话过来就说明情况很紧急，我不能放着病人不管啊!”
下雨下雪对于王炳芝来说并不稀奇，在这样的天气出诊也并不罕见。但2007年末的那场大雪确实难倒了他。“雪下的很厚，车子根本就出不去。”但是面对打来的求诊电话，他却从来没有犹豫过。“越是下雨下雪，这样的情况越紧急，越要赶紧去看看情况。”背着偌大的医药箱，他一次次穿行在茫茫雪海中。2008年春节后的一天夜里11点多，正在睡觉的王炳芝被一阵急促的电话声吵醒。电话那头传来了焦急地求助“我孩子又发高烧，王医生你赶紧过来看看吧。”放下电话，王炳芝没多想就背着药箱出门了。
“我记得当时雪下的很大根本就睁不开眼，我是打着伞去的。”一路上，王炳芝半走半跑，时不时会被脚下的雪滑倒，手电筒也被摔坏了。10分钟后，他出现在病人家门口，要知道这离他的诊所有足足2公里。给孩子量体温、挂吊瓶、、、、直到孩子体温恢复正常，王炳芝一直守在床边没离开半步。等他回去的时候已经是凌晨2点多了，回到家他才发现自己的脚已经完全没了知觉。像这样的情况很常见，整个冬天他来来回回的跑了几百趟。不管多晚、不管雪下多大，只要是有电话求诊，他从来没有拒绝过。一个冬天下来，他的脚和手都长满了冻疮。
“印象最深的一次，我一晚上跑了4个村，等回来的时候天都亮了。”2009年8月的一天晚上9点多，刚吃完饭在看电视的王炳芝接到一个求诊电话。打电话的是邻村的一个老病号，常年患有胃病，时常发作。听到情况后，王炳芝立刻就赶到病人家里就诊。在处理好老太太的病情后，他的手机就响了，又有病号需要就诊，接着是第三个、第四个。他就这样从一个村到另一个村，一晚上跑了4个村。从晚上九点出诊到第二天早上六点回到家，整整一夜他都没有休息。像这样的事情在他身上发生过很多次，但他从来都没有抱怨过。
2010年，邻村有个人得了脑瘤去求诊，但是这种病王炳芝根本就没法治。“先不说我的医术，诊所的条件就达不到。”王炳芝说。但当时情况非常危急，于是他就立刻打电话给在信阳市医院的熟人让其先帮忙安排好床位，然后又找车把病人连夜送到信阳进行治疗，连来回的车费都是他出的。在信阳治疗一段时间后，王炳芝又托关系把病人转到了郑州市第三人民医院，最后病人的生命才得以保全。“现在这家人见到我都叫救命恩人。”王炳芝说起这事很高兴。
“人家打电话过来就说明情况很紧急，我不能放着病人不管啊!”说到这些，王炳芝总是很坚定。他一直觉得这是自己作为一名医生的天职，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任何理由拒绝。邻村的张秀珍(化名)说：“有一次下大雨老伴生病，我打了几个电话都没人肯来，最后还是王医生过来的。”
“只要有求诊、从来不拒绝”也成了王炳芝做医生最基本的原则。
“不能因为病人没钱就不给他看病了，有没有钱这病都得看。”
在王炳芝的药店有一本厚厚的账单，上面密密麻麻记着病人欠下的药款，但是他从来没去催过债。“他们也有困难，要是有钱肯定就还给我了。”王炳芝总是这样想。不管欠了多少钱、不管欠的钱有没有还，只要来看病，他都从来没有拒绝过。“不能因为病人没钱就不给他看病了，有没有钱这病都得看。”不管病人是穷是富，在他眼里都一视同仁。同村的一个病人赵大全(化名)，20年前欠的100多元药款到现在也没还上，但是每次来看病王炳芝还是照旧给他用药。这么多年来，王炳芝药店的账单从来没有划清过，反而是每年在增加。
最困难的时候，他曾一度连进购药品的钱都没有，只能靠借钱买药来继续给人看病。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多赚病人一分钱。
从医这么多年，王炳芝不但没有赚到钱，反而欠了更多的外债。2009年，王炳芝开始借钱建造卫生室。按照当时的物价水平，建造一个卫生室最少也需10万元。这10万元，对于他来说绝对不是一个小数目。“我当时家里的存款不到2万块钱，其他的都是借的。”说到这些，王炳芝低下了头。因为借的次数多了又长时间还不上，亲戚朋友们都不敢再借钱给他了。后来实在没办法，他只能硬着头皮去借高利贷。借了5万的高利贷，每年光利息就要还7500元，至今都没还清。“借了5万高利贷实在不敢借了，怕还不上，剩下的5万块钱都是这家借点、那家借点凑的。”
即使是这样，在施工的过程中，王炳芝还是一度拿不出钱来。没办法，包工头只能先把自己的钱垫上，这样卫生室才不至于中途停工。王炳芝一直记着这些人，他说自己要感谢这些肯借钱给他的人，是他们救了这个卫生室，是他们救了这些病人。“即使将来我还不完这些钱，孩子们也一定要还上，咱不能忘恩负义。”
现在王炳芝身上还欠有20多万元的外债，这些债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还上，但是他说无论如何，自己这辈子都要还完这笔债。
为大爱 愧洒热泪对家人
“这么多年都没能让家人过上好日子，让他们一直跟着我受苦，我很惭愧。”
“这么多年我减轻了无数病人的痛苦，但是自己的痛苦却从来没少过。”说这话的时候王炳芝顺手点了一支烟。这句话他很少对人说起，但却时时在心里想起。对于妻子、对于孩子，他充满了深深的自责和内疚。“这么多年都没能让家人过上好日子，让他们一直跟着我受苦，我很惭愧。”他吐了一口烟。
1985年，28岁的王炳芝娶了同村的汝桂兰(化名)。汝桂兰是一个寡妇，丈夫在一场车祸中不幸身亡，留下了两个年幼的孩子。无助的汝桂兰带着两个孩子在屋里哭了整整两天。“看着一个女人带着两个孩子真的怪可怜的，难啊!。”王炳芝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仍然记忆犹新。
那个时候，因为家里孩子多再加上家境贫穷，一表人才的王炳芝一直都没找到媳妇。28岁在农村来说已经是大龄青年了。眼看着就要打光棍了，家人四处忙着找人给他说媒。但是父母万万没想到的是他居然看上了汝桂兰。娶一个寡妇对于王炳芝来说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负担，不仅要承受来自外人的异样眼光，还要承担起抚养“别家”孩子的义务。“人家都说我不是娶了一个人，而是娶了一家人。”说实话，连王炳芝自己也说不清楚当初娶汝桂兰是爱多一点还是同情多一点。
尽管面临着很多阻挠，但是执拗的王炳芝还是娶了赵桂兰，就这样两个人一起走过了28年的时光。
结婚后，王炳芝和赵桂兰生了2个孩子。对于没有其他经济来源的王炳芝来说，全家老小的吃穿住用全靠他开诊所赚的微薄收入。“我感觉最对不住孩子们的是没钱供他们上学。”这一直像一块石头压在王炳芝的心里。他的四个孩子最高的只上到初中毕业，最低的小学还没毕业。“我觉得父亲很辛苦，孩子太多了，还要吃饭，再说我们也不想上学，我们不怨他。”如今早已成家立业的女儿很理解父亲的苦衷。
2011年末，王炳芝又收养了2个孤儿，一个是14岁的汝俊祥，一个是24岁的汝凤琴，都是妻子汝桂兰哥哥的孩子。当初有很多人劝他慎重考虑收留这两个孩子，因为负担太重了。但是他一直觉得自己有这份责任在心里“两个孩子的爸妈都走了没人照顾，太可怜了，亲戚朋友都不管，我再不管没人管啊!”虽说两个孩子跟妻子有亲戚关系，但对于王炳芝来说考虑更多的是要给孩子一个温暖的家、一份温暖的亲情。
从结婚到现在，王炳芝先后抚养了6个孩子。如今最大的孩子都已经34岁了，最小的也14岁了。有三个都已经结婚了，还有两个也到了结婚的年龄，最小的一个还在上小学五年级。每个月光一家老小的生活花销就需要几千块钱，只电费一项就得150块钱。
“好好做人，踏实做事。”一直是王炳芝教导孩子们要牢记的一句话。这些孩子一直是他的希望，也是他的寄托。“看着孩子们长大成人，就是再苦再累我也不怕。”他说这么多年，自己一直觉得很愧对孩子们，整天都在跟病人打交道，跟孩子们交流的太少了。
为责任 执着守护一辈子 “我现在就想把她培养出来，这样我也就安心了，这个医疗室就有救了。”
如今已经56岁的王炳芝已经明显感觉到力不从心了。“我年龄大了，越来越不中用了。”但是他说自己不会放弃给人看病，“哪怕还有一点能力，我都会坚持给人看病。”
现在很多时候，王炳芝夜里会失眠，一方面是年纪大了，睡眠少了;另一方面是他心里还有很多放不下的东西。“给人看了30年的病，我还是感觉自己(在医术上)有很多不足。”所以他现在每天还坚持抽出一定的时间来看书。
还有一件让王炳芝放不下心的就是：一旦有一天自己走了，这个医疗室怎么办?“我就想这事我干了一辈子，不能断了啊，要是以后我走了，这十里八村的乡亲看病都找谁啊!”
大概从3年前开始，王炳芝就寻摸着给自己找个接班人，他想乘着还有时间和精力的时候把医术都传授出去。直到24岁的汝凤琴来到他家，他才松了这口气。“这孩子听话、老实也肯学，是块好料子。”对于汝凤琴，王炳芝总是不啬赞美之词。这个刚来他家不到一年的孤儿，从7月份开始就跟着王炳芝学医。每天除了跟着他学习医术外，汝凤琴还自己看医书。现在，汝凤琴正在看的就是那本《伤寒杂病论》。“我现在就想把她培养出来，这样我也就安心了，这个医疗室就有救了。”
“这孩子进步很快，跟我年轻的时候一样，很有天赋。”王炳芝一直很有信心。除了让汝凤琴跟着自己学习之外，王炳芝还打算送汝凤琴去专业的医学院校学习。“毕竟现在医学这么发达，我想让她到外面多了解了解。”
产生这个想法，源于2年前他的一次“高规格待遇”。2010年9月，河南省政府组织全省各地的乡村医生到河南职工医学院进行了为其两个月的培训，这次培训让王炳芝眼界大开。“我从医30年，这是第一次去这么专业的学校学习，感觉确实不一样。”也正是这次培训，让王炳芝更加坚定了这个想法。“现在没钱了，等过一两年再送她去。”他计划用2年的时间把自己所学的医术都交给汝凤琴，然后再送她去省城的学校学习。“这辈子就干这一件事，干到底。”
“我干了一辈子的医生，不过没觉得厌烦过。”对于自己30年的从医生活，王炳芝从来没有想过放弃。“这辈子就干这一件事，干到底。”他斩钉截铁地说。
现在王炳芝时常会想起自己以前的学医生活，他一直说自己当初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这辈子我治好了那么多人的病，我觉得很满足。”在他心里，赚钱不是他当医生的初衷，治病才是。
这么多年，王炳芝的家从一间土坯房搬到另外一间土坯房，但他从来没有埋怨过。现在，王炳芝和妻子就住在两间狭小的砖瓦房里，旁边就是白墙红瓦的卫生室。在他眼里，住什么、吃什么、穿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能把病人的病看好。
说起自己30年的从医生活，王炳芝显得很淡然。“都30年了，过得太快了!。”他顿了顿说：“我也没想过别的，就想着能把别人的病治好就行了。”
“好好好，等等我马上就到。”现在接诊仍然是56岁的王炳芝每天都要做的工作。背着药箱、骑着电动车已经成了他的习惯，碰到刮风下雨的他就步行出诊。走在路上，总有人热情地给他打招呼。村民们都说有王炳芝在，他们觉得心里踏实，生啥病都不怕。看着日渐衰老的父亲，孩子们也会时常提醒他注意身体，但是王炳芝总是答应的很爽快却从来都没有记在心上。
“这辈子除了做医生，我也不会别的了。”他总是这样说。在他心里，医生已经不是一种职业，而是意味着一种责任。“不管到啥时候，我都会呆在这个卫生室里，这是我一辈子的家。”他望着远方说。记者手记：
采访王炳芝没有经历太过复杂的程序，只是在采访前专门沟通了下时间和地点。采访约在下午，吃过午饭我就出发了。等到了医疗室才发现，他并不在，孩子们告诉我他刚出去接诊。在等了一个小时后，他风尘仆仆地赶回来了。在他那间不算狭小的就诊室里，我们相对而坐，开始了一下午的交谈。
在整个采访王炳芝的过程中，我一直都保持着安静，因为我不想去打扰他的回忆。因为之前了解到他是一个不善言辞的人，所以我准备了很多问题，但是在真正的交谈之中才发现他并不是话少，而是没人倾诉。文中的很多细节并不是我刻意问的，而是他不经意间说出来的。谈到自己30多年的从医经历，他很精神。但是谈到自己的家庭，他又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之中。讲述着自己大半生的过往，他哭了。那个曾经在生死面前都没流过泪的人，在那一刻哭的那么伤心。我虽然不能完全感受到他心中的痛，但是我能明白他所经历的这一切都不容易。
看着面前那位面容憔悴的长者，我心里有一种莫名的难受。虽然年龄不大，但是他却看起来苍老的多。满脸的胡渣、不太考究的衣服、有些凌乱的头发，他看起来和一个普通的农村大爷并无区别，只是他身上常年累计下来的医生气息让人无可怀疑他的身份。在整个交谈的过程中，我一直觉得他没有把我当成一个采访者，而是一个可以倾述的“老友”。他说自己心里有太多话想说，但又没给人说过，我是第一个。
整个采访过程持续了整整一个下午，期间不断有病人来就诊，每次他都会收起倦容走到病人跟前。那情景就像一个长者在照看孩子一样，眼神和动作中无不透露着关怀与温暖。临走的时候，他并没有和我有太多寒暄，只是挥挥手，然后就回屋整理药箱准备出诊了。在夕阳中，望着他消瘦的背影，我心里的敬仰之情油然而生。（记者 王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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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1-21 10:1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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