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村医各有困惑

笔者的老家在浙江省金衢盆地西北角的一个山村，全村近百户人家，世代务农为生。自上世纪90年代后期，青壮劳动力渐次进城务工，留下的大多是体弱多病的老人和少不更事的儿童。这是一个普普通通而又与世无争的村落，然而医改的制度震荡，却在这里激起了耐人寻味的涟漪。

　　现在，这里有两类不一样的村医。他们接受不一样的体制约束和行为激励，他们拥有不一样的服务态度和内心困惑，他们获得了不一样的患者响应和职业满足。

　　村医甲，年近半百，卫校肄业后一直在镇上的卫生院工作，三年前响应号召，回到村里，成了“法定”的乡村医生。诊室就设在村医甲的老屋里，墙上挂着营业执照，大门口有宣传栏，其中列明了乡村医生的职责和任务。村医甲介绍，他的工作繁杂而辛劳，上面管得很死但给的待遇不高；“要干的事太多，有时候只能应付”，“挣得没有打工的多，工钱有时候还要自己跑”。

　　村医甲需要“应付”的工作，包括健康档案的录入、村环境整治、科普健康宣教等公共卫生内容。这些工作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单凭他一己之力，很难保质保量完成，有时为了应付检查，甚至需要弄虚作假。他之所以抱怨“管得太死”，大抵是因为新农合报销以及慢性患者就诊、取药时，诸多琐碎、欠合理的规定，让他疲于解释且饱受无辜的怨气。至于工作待遇和职业前景，更是他心中难言的痛，不过为了有朝一日能获得镇卫生院的编制，从而享受有保障的退休生活，他接受了现实。

　　在村医甲口中有一位“生意”比他好的村医乙，年近60，以前是一名赤脚医生。他的父亲是一位颇负盛名的老中医，年过九旬，至今身体硬朗，遇到老主顾偶尔也破例“出山”。村医乙一家依靠多年积累的信誉以及邻里乡亲的感情，至今自由而热情地提供服务，甚至几十里外的患者偶尔也会慕名而来。

　　村医乙望闻问切结束后，抓的是中草药；村医甲在生产队学习的是西医，打针、输液、开药是其工作的“三件套”。村医乙的中草药，据说是自家采制，“老方子”；而村医甲的药剂，多来自市镇上的不同药店，“偶尔也去卫生院买一些”。村医甲的困扰，是“中医恐怕要失传”；村医乙的疑惑，是“为什么我这里不能报销”。

　　面对此情此景，笔者心中充满了疑问：医疗服务的最终受益者是一个个病情不同且需求迥异的患者，他们是否应该拥有类似的用脚投票的权力？公共卫生的最终受益者是一个村落、一个城市乃至全国的公众，自古“上医治未病不治已病”，如此重要的工作应该由谁来买单又该由谁来负责？乡村医生是我国医药卫生网络中最基层也是最重要的从业者，他们应该是医改被动的承受者还是主动的探索者，他们的真实声音在哪里？

　　（倪建佼 作者单位：北京协和医学院）

王庆伟

医改的困惑！

皮志皇

最拍的就是基层进行巴掌大的医改动作说成是大旋风的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