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信阳村医群体生存状况调查—— 村医有委屈，有担忧，也有期待

河南信阳村医群体生存状况调查——
村医有委屈，有担忧，也有期待
记者 叶龙杰
发布日期：2013-06-03　 来源：健康报　 　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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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年初，媒体报道河南省信阳市浉河区十三里桥乡村民在村卫生室看病，必须支付现金，全乡近4万群众失去新农合保障。

　　而该乡多位村医向媒体反映，当地新农合管理混乱，村医报销的新农合费用被强制要求够买基药，补贴发放不到位，对此不满的乡村医生，开始集体抵制新农合制度。

　　不久前，本报记者前往该地采访，却发现抵制的背后，是大潮一样的医改政策调整对村医原有的生存模式产生了冲击。在这一背景下，村医普遍存在着焦虑、迷茫的情绪，有委屈，有担忧，也有期待。

　　补助款是痛也是希望

　　“现在村医基本干不下去了，要不是记者报道了，这补助款都发不下来。”在信阳市十三里桥乡黄湾村卫生室，村医魏祖军激动地表示。

　　信阳十三里桥乡村医抵制新农合制度被媒体报道后，村医的补助就发下来了。然而，村医到底该拿多少补助，补助的又都是哪些项目，魏祖军也说不清楚：“好像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是以评奖方式发的，一等奖4000元，二等奖3000元。还有按村里人头算的4.5元。”零零星星拿了几次，每次魏祖军到卫生院拿钱签完字，也没怎么留意都包括哪些项目，手头更没有收据。

　　对于补助，很多村医都有话要说。在叶湾村卫生室，59岁的村医伍宏会回忆说，新农合制度刚开始实行的那几年还算不错，看病的村民多了，村医也没有这么多的政策限制，但是实行基本药物制度及一般诊疗费制度后，就有点不行了。去年，领到手的各项补助为1.5万元左右，这也是全部收入。

　　但补助款也让不少村医抱有期待。青石桥村村医李光喜说：“如果国家政策对村医的限制不这么多，在行医范围上放开一点，卫生室的境况会更好。”

　　一位村医说，他对基本药物制度没有意见：“去年8月就实行了，卖药不赚钱了，如果补助能到位，我们也挺欢迎的。”

　　日子过得有点苦

　　在十三里桥乡卫生院，刚上任的院长胡宝向记者表示，他知道村医很苦，收入确实不多。

　　“这个很容易就算出来。”胡宝说，目前信阳市村医的收入主要由3部分构成：5000元的基本药物制度启动金；2012年分摊到每名村医头上的9元一般诊疗费，其中4.5元按村卫生室所辖人口数发放，另外4.5元还要考核后才能发放；人均25元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30%下沉到村卫生室。例如，平均一个村有1500口人，那么这个村的村医一年的收入最多为：5000元＋9元×1500人＋25元×30%×1500人＝29750元。

　　胡宝说：“一个村又不是只有一名村医，全乡14个村共有48名村医。29750元基本上要被4个村医均分，一个村医背后还有个家庭要养活，你说这生活苦不苦。”

　　在伍宏会的记忆里，他这辈子就没赶上赚钱的时候。“之前是赤脚医生，大家算工分，改革开放后，村医算是个体经济，但这里经济又落后。”

　　伍宏会诊疗室的抽屉，密密麻麻散放了一堆5角钱的硬币及纸币。他解释说，实行基本药物制度及一般诊疗费制度后，根据河南省的规定，村医每看一次病只能向患者收取5角钱。久而久之，黄澄澄的5角硬币便铺满了抽屉。

　　给一名妇女输完液后，李光喜锁上铁门准备回家，家里的两三亩山茶正等着采摘。他说：“光靠看病养不活全家，还得靠这几亩茶叶地。”

　　老问题还有一堆

　　除了新问题，对于村医们来说，还很不少老问题没有解决。

　　魏祖军最关心的是历史遗留问题：“2009年，根据规划建设这个标准化卫生室，买地皮花了10万元。政策不是规定标准化村卫生室应该由村委会免费提供土地吗，怎么还要让我们自己拿钱？”

　　为了建标准化卫生室，魏祖军与妻子将老屋卖了，筹集了30多万元终于将卫生室建好，却拿不到产权证，手里只有一张向村委会购买荒山地皮的合同。

　　而李光喜与其他两名村医的卫生室坐落在一处山坳里。对这个村卫生室，李光喜相当不满意：“位置太偏，村民不愿意来。”当初，他与同事各自筹资四五万元，买了地皮，根据要求盖了房子。虽然政府补贴了3万元及价值1万元的设备，但对这笔投资李光喜觉得还是有点亏。

　　夫妻两人都当村医，魏祖军感到压力很大：“还欠着医药公司5万元的药款，慢慢还吧。”

　　编 后

　　让村医在改革中看到更多希望

　　当前，医改正在调整村医的收入途径，也改变了村医的工作模式。在推进医改的过程中，如果相应的管理措施没有经过比较周全的考量，管理能力没能跟上，势必引发利益冲突，也引起村医的诸多不满。

　　其中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是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该如何发放。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让农民享受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但村医的感受是耗费的精力、时间巨大。由于考核体系没能迅速建立，补助经费难以及时到位，会造成村医怀疑国家的补助款被卫生院或上级卫生行政部门截留挪用，从而影响了基本公卫服务效果的实现。

　　不可否认，实行基本药物制度后，农村原有的不合理用药现象得到明显遏制，但基本药物制度推进后，药品零差率销售，让村医收入急剧下降。如何让村医的劳动得到合理补偿，是有关部门需要重视的问题。

　　新农合报销政策也是一样，如果没有考虑到村医的利益，没有做耐心的政策引导工作，就让村医成为改革成本的承受方，往往在具体工作中会出现适得其反的效果。

　　一些地方的村医还发现，自身为配合医改所做的配套投入却让生活陷入窘境。村卫生室建设、日常运营、信息网络维护等都需要村医自己掏钱，甚至某些地方对村医乱罚款的现象仍很严重。当村医的工作模式逐步向以提供公共卫生服务转变时，这些问题如何解决，应尽快找到答案。

　　必须正视的是，医改不仅改变了村卫生室的外观，随之而来的新农合报销政策调整、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及一般诊疗费等，对村医原有的生存模式产生了冲击。

　　基层的医改是惠及广大农村居民的好事，但也要着手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要让医疗服务的提供者、千千万万的村医看到希望。

梁文权

因为事关自身命运，值得关注动态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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