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医多年，“生死”给我的三个启示

        从医多年，经历了那么多的“生死”故事，你是否也积累了一些对人生的感触和思考？从医30余年的上海长征医院主任医师缪晓辉，在目睹了许多生命的离别后，对死亡有了重新的认识。他讲述的三段曾经亲历的生死故事，或许能给人们一些启迪、一些思考。

启示一：爱能化解痛苦

当身着层层防护服走进隔离病房时，缪晓辉和许多医生一样，感到死亡离自己很近。

“没有人是天生不怕死的。一开始，我们抱着救死扶伤的信念而去，真正进入隔离病房后，那些在死亡面前展现出惊人勇气的病人深深打动了我们，他们的爱与信念给了我们力量。” 缪晓辉说。

在抗击“非典”期间，缪晓辉遇到令他至今难忘的王阿姨一家。尽管病魔冷酷，生命垂悬，但是家人间的相互扶持，不离不弃，给生者带来活下去的鼓舞和勇气。

2003年3月，王阿姨一家都不幸患上了非典。在被转入小汤山医院之前，她的女婿已经被非典夺去了生命。

经过全力治疗，王阿姨的女儿很快康复出院，临走前，她向缪晓辉提出，能不能让父母搬到一间病房里，彼此好互相鼓励。缪晓辉答应了。

搬进老伴的病房后，王阿姨婉拒了护工，坚持自己照料老伴的一切。喂饭、喂水、擦身，每天她总是在为丈夫料理完一切之后，才让护士给自己输液治疗。

就在王阿姨的身体一天天好起来的时候，老伴的病情却变得复杂起来，因为此前就患有糖尿病和慢性支气管炎，他的身体难以承受非典的侵袭。医生建议，把他转到重症监护病房。

“缪教授，我知道我的病很重，我也不害怕气管被切开，更不怕死，但是我想在剩下不多的时间里能够每天看到我的老伴，我不想让那些机器陪着我。”老伴向医生恳求。

缪晓辉和医疗组经过多次商量后决定，不为王阿姨的老伴转科。

老两口都是乐观的，他们躺在相邻的两张病床上，经常一边输液，一边谈着开心的过去，聊着出院以后的计划。

一个月后，缪晓辉走进病房告诉王阿姨：“经过检查，您已经完全康复了，明天就可以回家看女儿了。”

“我不出院！我坚决不出院！”王阿姨近乎声嘶力竭地喊着。

缪晓辉明白，她是因为老伴而拒绝出院：“您虽然已经康复了，但我们现在还不知道病毒会不会再感染。你放心回去吧，您的老伴有我们照顾。”

王阿姨扑通一声跪在缪晓辉面前：“缪医生，求您了，别让我出院。我老伴当初是因为照顾我才得病的，他现在还没好，我无论如何也不能丢下他不管啊。就算再感染，我也心甘情愿。”

在场的医生都流下了眼泪，他们齐齐望向作为医疗组组长的缪晓辉。

“成”。缪晓辉说完，扭头离开了病房，此时他已经无法控制自己的眼泪，防护眼镜早已一片模糊。

尽管有王阿姨的悉心照料和医生的全力救治，老伴的身体仍在一天天衰弱。一天，老伴用微弱的声音对王阿姨说，想吃一碗她做的面条。

隔离病房里哪有面条？此时，病房里的另一位年轻病人递来了一包方便面。

王阿姨端着方便面，为老伴拉开氧气面罩，喂两口面条，再为他戴上面罩，喂到一半，老伴静静地闭上了双眼，他的嘴角带着满足的微笑。

11年过去了，缪晓辉和在场的许多医生一样，仍难以忘怀王阿姨最后给老伴喂面的情景。

他感叹，在病魔面前，医学或许不是万能的，但生死相守的爱能化解痛苦，并给生者带来勇气与力量。

启示二：不要破坏最后的尊严

2010年，缪晓辉再度面临刻骨铭心的生死告别，而这一次，他的身份是家属。

那年冬天，缪晓辉81岁的父亲因肺部感染住进了医院。在此之前，用缪晓辉的话说：“父亲的身体一直都不错，只是三个月前因为在卫生间摔倒，导致左股骨颈骨折，不得不接受股骨头置换手术。”

骨折后整日坐在轮椅上，缪晓辉的父亲变得日渐消沉。“我现在真的不怕死了。”入院前几天，父亲突然来了这么一句。

“如今回忆起来，我才体会到父亲这句‘不怕死’究竟意味着什么，也许那时他已经做好了走的准备。”缪晓辉的眼睛微微湿润。

入院后，能用的药全用了，该做的治疗也都做了，但缪晓辉的父亲依旧高热不退。因为口腔黏膜和舌头严重萎缩，父亲在最后的日子里没有留下任何话，只在孙子和外孙来看他时，才勉强睁开了一次眼睛。

缪晓辉曾经目睹过许多病人最后的时刻，有的流泪，有的因为疼痛而呻吟，有的则抓住医生的手恳求：救救我。缪晓辉感到，他的父亲在弥留之际，心里是安静的，甚至很坦然，这种坦然是有力量的。

“我告诉父亲的主治医生：一旦他的血压下降到休克的程度，升压药不能维持血压，那就不要继续使用升压药，也不要往心内注射肾上腺素，不要进行胸外心脏按压，更不要做气管切开。”缪晓辉说。

当其他家属接到父亲离世的消息赶到医院时，缪晓辉已经流着泪为父亲换好了他喜欢的西装和洁白的衬衣，他的脸上没有任何氧气管或治疗仪器留下的痕迹，表情安详，没有丝毫痛苦。

“作为医生，您为什么没有为父亲做最后的抢救，甚至还拒绝主治医生的抢救？”记者问。

“因为我知道这些抢救措施已经不可能真正挽回父亲的生命，虽然或许能让他的生命拖延一些时间，但这会破坏他的躯体，有损他的尊严，这是我作为家属最不愿意看到的，让父亲走得安宁，也是尊重他本人的意愿。”缪晓辉的语气从容淡定。

这些年来，他曾经送许多病人康复出院，也曾目睹病人的离世，他常常将心比心地建议那些已经没有挽救希望的病人家属给临终者以最后的尊严，不要再盲目做一些诸如气管切开、心内注射等给病人带来痛苦和创伤的救治。然而，很少有家属会接受这样的建议。

“你的建议，会不会让有的病人家属误解为麻木？”记者疑惑。

“医生看待死亡或许比普通人更加理性，但我们绝不麻木。对于那些仍有救治希望的病人，哪怕只有一丝希望，我们也会全力去救，但对于那些全身器官已经衰竭或者患了晚期肿瘤的病人，创伤性的抢救只会延长他的痛苦，破坏他最后的尊严。”缪晓辉说：“生命需要被尊重，死亡也一样需要被尊重，让死者走得更有尊严，少一些痛苦，是活着的人应尽的义务。”

启示三：“善意谎言”未必有效

令缪晓辉至今难以释怀的是，在父亲最后的日子里，自己作为儿子的他对父亲的陪伴与倾听只有那么一次。“其实那段日子我并没有忙到那个份上，我完全可以抽出时间多陪陪父亲，但我真的没想到，他会这么快走。”

没有谁能预言生命的终结，有时候它甚至叫人猝不及防。怎样才能让逝者和生者都少一些遗憾，父亲走后，缪晓辉时常思索这个问题。在采访的最后，他向记者谈起了一位老师的离别。

缪晓辉的博士研究生导师是一位著名的肝病专家，谁也没料到，他在晚年患上了肝癌。手术一共进行了两次，第二次手术时医生发现，癌细胞已经在他体内严重扩散。

家属和院方决定，不告诉老师这个事实，尽量延长他的生命。

在最后的日子里，肿瘤引起的腹水令老师难以进食。医生每每为他抽腹水的时候，老师都会问，腹水是什么颜色？因为他明白，一旦腹水中带血，就意味着癌症已经转移到了腹腔。

“每次抽腹水时，我们都尽量不让他看，因为腹水早已呈红色。可是我们只能对他说，老师您放心，腹水是黄色清亮的。”

看着老师一天天在疼痛中忍受煎熬，想起他曾经爽朗的笑声、讲课时的神采飞扬，缪晓辉心如刀割。

“我曾经试想过很多次，如果老师知道了自己的真实病情，他会怎样安排自己最后的人生，他是否还有心愿未了？”缪晓辉感叹：“老师一生为医学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最终却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

去年，缪晓辉去会诊一名肝癌晚期病人，当家属提出希望他用 “善意的谎言”给病人一点希望时，缪晓辉婉言拒绝了。“我还是选择用我的方式告诉了病人真相，但我同时也告诉他，我们没有放弃治疗。”缪晓辉说：“那些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的病人，仍应该享有最后的知情权和选择权，让他完成最后的愿望，哪怕能少一点点遗憾离去，就是对他最大的尊重。”

（环球医学编辑：吴星）

闫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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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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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城-刘高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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