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是一种制度的产物,如果没有公立医院真正回归公益性,没有整个医患关系的改善,医生还是难以安心自己的职业。而公立医院回归公益性,说白了,就是国家通过财政保障,能够让医生有较高的收入,这样,医院和医生才不会有冲动去牟取非法利益来补偿自己。对乡村医生来说,尤其要这么做。
中国医疗体制的改革应该是全方位的改革,除医疗机构外,还包括医生的培养模式。某种意义上,后者的重要性不输前者。因为,医生的培养关乎医术水平和医德,医学生毕业后固然在医院还可继续得到培养和锻炼,但是,如果在学校基础没打好,医术很差,很难想像今后水平会有很大提高。而由这样的医生给患者治病,医患关系难免紧张。所以,要改善医患关系,首先要把好医疗质量这个前置关,这就必须对目前不利于治病救人的医生培养模式进行改革。
据统计,我国每年有60万医学生从高校毕业,但却有50万医学毕业生转行。有专家把该现象称为“广种薄收”的医生培养模式(8月13日《中国青年报》)。确实,4/5以上的医学毕业生不能做医生,是人才培养的极大浪费。何况,我国还不是一个医生饱和的国家,虽然我国有世界最多的执业医师,但主要集中于大中城市的各级医院。社区和农村,尤其是中西部边远地区的城市社区和农村缺少医师,尤其是有经验和水平的全科医生。卫生行政部门的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我国乡村医生和卫生员一共112.6万人,却要服务66万多个村卫生室,农村至少还缺53万医师。而全国的全科医生,目前只有7.8万,且素质不容乐观。按照理想比例,中国至少应配备60万名全科医生。
一边是大量的医学毕业生迫于各种原因不去做医生,一边是国家的结构性医生短缺,这种状况既反映医生这个职业不被社会看好,也说明我们的医生培养模式存在相当大的问题。两者互相影响,互为结果,但根本的是医生的职业风险和前景同其培养成本不相称——简单地说,就是成本大,收益少,致使人们对医生的社会评价不高。
医生是一种实践性非常强的职业。过去的好医生,都是师徒相授带出来的,但是现在医学院校培养的学生,由于在课程设置上“重理论轻临床”,再加之每年用人单位招录的医学大学生很多,毕业生临床实习机会少、时间短,即使有实习的机会,也只能做一些打扫办公室、整理粘贴病人化验单、查房的事情,导致连医学博士的看病能力,都不容乐观。这种情况下,如果社会对医生的职业评价差,更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正鉴于此种“广种薄收”的培养模式不能保证每个医学生在临床技能上都被“精耕细作”,从而导致患者难以放心相托,有专家建议从患者利益出发,医生培养模式有必要转为“量少质优”。确实,无论从理论还是实际来看,既然用大笔投入和医德说教来培养水平参差不齐、每年流失约50万名的医学生,为什么不集中力量,把这些钱用于培养一批生源好、水平高、乐于奉献的卓越医生呢?例如,医学生的培养数量从现在的每年60万削减到10万。2011年,中央本级财政给医学教育的生均拨款是1.4万元,比2008年提高了一倍,据悉今年还将进一步大幅提高。虽然比起发达国家来,人均拨款不是很多,但加起来总量很大,用这笔钱足够培养出一小批合格的甚至医术水平很好的医生毕业生。这便是国家“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出台的原因。
不过,从目前来看,虽然财力有保障,但“卓越医生”计划要想获得成功,关键还在于医生整体地位的改善,社会是否让医生成为一个体面的职业。因为说到底,医生是一种制度的产物,如果没有公立医院真正回归公益性,没有整个医患关系的改善,医生还是难以安心自己的职业。而公立医院回归公益性,说白了,就是国家通过财政保障,能够让医生有较高的收入,这样,医院和医生才不会有冲动去牟取非法利益来补偿自己。对乡村医生来说,尤其要这么做。为什么多数医学生不愿下基层,乡村留不住好医生?除了练不出好技术,没有好编制,缺乏进步资本外,根本原因之一就是乡村医生待遇差、收入低。
所以,就全国而言,在整体提高医生的收入水平、确保每个医生都能有高于其他行业平均水平以上的收入外,还需要改革医院的内部分配体制,适当拉开医生的收入差距。在此基础上,针对基层和农村地区的医务人员,国家应该设计一套职业规划,有他们单独的上升通道、持续的培养计划、更优厚的待遇;同时,把“为基层培养人才”与一般医学教育区别开,为基层培养人才是定向的,最好是本地人,语言相通、有文化认同感,能够在地方上留得住。
上述建议应能解决基层医生中长期不足的问题,而对当下农村缺医的现实,国家可以通过制定一些特殊政策来解决,例如,要求新分配到城市医院的医生,必须下农村锻炼两年,两年回来后在工资和职称等方面,可以适当优待,把这作为一项制度确立下来。这样做,一方面可以缓解农村的医生不足,另一方面也是对新毕业医师临床经验欠缺的一种补救。
作者:邓聿文
(作者系《学习时报》副编审)
来源:南方农村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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