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医学史料记载,外治法的起源远远早于内治。《黄帝内经》有“桂心渍酒,以熨寒痹”、“白酒和桂以涂风中血脉”。张仲景以赤豆纳鼻,猪胆汁蜜煎导滞等都是临床运用外治法治疗内科疾病的先例。唐·孙思邈《千金方》妇、儿科卷,载有外治方药250余首,20余种外治方法。明·李时珍《本草纲目》“百病主治药”所列的各种病症中,其外治方法就有80余种。清·吴师机最早倡导外治法可治内科疾病,列举叶天士用平胃散炒熨治痢,用常山饮炒嗅治疟的例子。说“变汤剂为外治,实开后人无限法门”。他从理论上阐述了“外治之理即内治之理,外治之药亦即内治之药”;认为:“虽治在外,无殊治在内也”。并以亲身经历,证明“膏药可治百病”。同时指出当时有“不问大小轻重,辄云服药,众口一词,牢不可破”的不良倾向。并说“经文内取外取并列,未尝教人专用内治也”。由于封建礼教、社会习俗等因素,晚清到民国,外治法治内病的工作一直未能开展。解放后,由于正确贯彻党的中医政策,使中医得到了新生,外治法也相应得到发展。针灸、推拿早已形成了专科,一向以外治法为主治疗的外科、伤骨、皮肤、五官科均成为独立科室而各自得到发展,唯内科、妇科、儿科(习惯妇、儿科归到大内科)疾病仍以内服汤药为主,外治方法很少发掘利用,实为一大缺陷。有鉴于此,我们于1978年起就开始收集古今医籍及中医期刊中有关外治的资料,通过去粗取精,重组方药,在临床上实践应用。在实践有效的基础上,为突出外治法治内病的特色,于1982年8月开设“内病外治门诊”。1985年起先后在南通组织全国、省、市中医学会,举办了三期中医内病外治学习班,1989年在南通组织召开了全国首届中医内病外治学术交流会,由此,“内病外治”一词即为同道们所理解、接受和应用。至于伴随“内病外治”而来的“外病外治”以及“药物外治”与“非药物外治”等的含义,笔者在《中医外治杂志》1991年创刊号、《中医杂志》1992年第一期,以及《中医外治求新》一书中发表了个人见解,兹不复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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