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 3925

从历史看村医

彭首一 于 2012-7-26 10:29 发表 [复制链接]
 楼主| 发表于 2012-7-26 10:49:20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彭首一 于 2012-8-14 15:34 编辑

赤脚医生的历史作用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启示
吕勇  郑州大学教育学院

当前我国广大农民看病难的问题主要可以归结为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农民对医疗服务的有效需求不足,农民有看病的需要但无力承担看病费用;另一
方面则是农村医疗服务的有效供给不足,质优价廉的医疗服务提供太少。切实解决农民看病难的问题必须从以上两方面入手。现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设
计上侧重于提高农民对医疗服务的有效需求,而对医疗服务有效供给不足的问题需要探讨解决办法。相比之下,在我国农村医疗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赤脚医生
制度则在当时条件下较好的解决了农村医疗服务的有效供给问题。本文希望通过对赤脚医生制度的历史回顾与思考,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提供一些启示。
1 赤脚医生的发展历程
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同志指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为贯彻这一指示,卫生部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城市医疗队下农村为农民提供医疗
卫生服务。然而医疗队人数有限,却都面临着繁重的任务,为解决这一矛盾,许多医疗队就在当地选择一些素质较高的有一定文化基础的青年农民进行短期卫
生技术培训,并指导他们从事一些简单的卫生工作,这些经过医疗队短期卫生技术培训的农民成为最早的赤脚医生。1965年《中央批转卫生部党委关于把卫生
工作重点放到农村的报告》指出:“大力为农村培养医药卫生人员。争取在五到十年内,为生产队和生产大队培养质量较好的不脱产的卫生人员”。根据这一精神,1966年全国范围内开始进行大规模的赤脚医生培训。培训的方式是每村选送一到两名“根正苗红”的青年农民,农闲时集中学习卫生知识,农忙时回队务农,同时边干边学;到1980年,全国有“赤脚医生”的生产大队已有65万多个,占全国生产大队总数的93.7%。赤脚医生队伍成为农村开展医疗卫生工作的重要力量,成为早期合作医疗制度运行的基础。按照1981年国务院批转的《关于合理解决赤脚医生补助问题的报告》,卫生部组织各地对当时全国的125万名赤脚医生进行了考核,其中64万人通过考核被授予“乡村医生”证书。1985年卫生部决定停止使用赤脚医生名称,赤脚医生制度成为历史。

2 赤脚医生的历史作用
赤脚医生制度,是在当时国情下的农村医疗卫生工作的一个创举,在我国医疗卫生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2.1 解决了广大农村缺医少药的问题,受到世界好评赤脚医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植根于广大农村地区的卫生服务工作者,他们是我国“以农村为重点”的卫
生工作方针的主要承担者。在国家人力、财力、物力都极为紧张的条件下,赤脚医生为广大的农村地区提供了伸手可及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解决了广大农村
缺医少药的问题,大大改善了几亿农民的医疗卫生条件。作为农村卫生工作的“三大支柱”之一,国家对赤脚医生队伍的投入是低成本的,而这支队伍提供的保护农村劳动力的服务却是高效益的。他们提供的低水平、广覆盖的服务,真正体现了中国特色,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对我们国家的卫生工作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由合作医疗制度、三级卫生网和赤脚医生构成的大卫生体系曾被国际上誉为“以最少投入获得了最大健康收益”的“中国模式”。联合国妇女儿童基金会曾经在1980~1981年年报中指出,中国的赤脚医生制度在落后的农村地区提供了初级护理,为不发达国家提高医疗卫生水平提供了样板。
2.2 在农村计划免疫、卫生防疫、健康教育等方面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作为最基层的医疗卫生人员,赤脚医生的一项重要工作便是配合上级医疗机构进行计划免疫、卫生防疫、健康教育等工作,他们在落后、愚昧的农村大力
宣传卫生知识,鼓励群众移风易俗,发动群众起来同不良卫生习惯作斗争,开展以除害灭病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等,极大的改变了农村的卫生面貌。
2.3 促进了中医药的发展,降低了医疗费用
发掘、利用中草药,实行中西医结合防治疾病,是赤脚医生的一大特点和优势。中国的赤脚医生在长期与疾病斗争的过程中,学会和积累了大量的运用中
草药以及土方、土药、单方、针灸、拔罐等治疗疾病的方式,促进了祖国中医药的发展。同时,这些中医药治疗方式大都是就地取材,经济价廉,大大降低了
农村医疗费用水平。
2.4 贴近群众,方便群众
赤脚医生真正的优势并不在于他们有多高的医术,而在于他们紧紧地贴近群众。农民愿意在自己的家门口找赤脚医生看病,因为赤脚医生能为他们提供
方便、周到、快捷的服务,并且其价格低廉,随叫随到,在当时普遍缺医少药的广大农村,他们并不高明的医术也为农民解决了大量的实际问题。
3 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启示
赤脚医生与旧的合作医疗制度是相辅相成的,新型合作医疗要保证可持续发展,同样必须重视最基层的乡村医生。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基本保障原则是保
大病,而引发农民大病增多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近些年农村县、乡、村三级医疗预防网络不健全,面向农民的预防保健服务和常见病、多发病没有得到有效治疗,很多小病拖成了大病。一个健全的三级医疗预防网络由县级医院、乡卫生院和村卫生室组成,乡村医生在这个网络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据统计,农村有60%以上的门诊服务是由乡村医生提供的,新型合作医疗制度要解决广大农民的医疗问题,必须重视和发挥乡村医生的作用。现阶段要将乡村医生纳入到新型合作医疗服务提供体系中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要提高乡村医生的素质,使之成为合格的医疗服务提供者。现在的矛盾是大部分在村的乡村医生医疗技术水平低下,难以适应农村基本卫生工作要求,而大量经过五年系统培训的高等医学院校全科医学专业学生极少愿意到农村基层工作。解决这个矛盾,一方面要加强乡村医生的继续教育工作,另一方面,应该为农村输送更多经过系统训练的全科医学学生。笔者建议吸取当年培养赤脚医生的经验,从农村的高考落榜生中定向招收中专学历的全科医学学生,国家给予学费减免,毕业后回原籍从事基层医疗卫生工作。二是要解决农民在乡村医生处诊疗的费用报销问题。新型合作医疗制度之所以把大病统筹作为基本原则,主要考虑到两个因素:第一,大病是农民因病致贫的主要因素、保大病符合保险的大数法则;第二,小病治疗费用低且保小病可能导致对医疗服务的过度利用,造成合作医疗基金赤字。第一个因素的合理性毋庸置疑,因此保大病是应该的;而对于第二个因素,则应该结合我国农村的具体情况加以考虑:我国大部分地区农民收入水平还是很低的,2004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936元,而当年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47.2%,也就是说食品支出占用了近一半的纯收入,真正可以用于购买医疗卫生服务的钱并不多。全国第三次卫生服务调查结果显示农村地区居民两周患病未就诊率为33.7%,其中有l9.996是因为经济困难而未就诊。可见,不论大病小病,治疗费用都是影响农民就诊的重要因素,新型合作医疗制度要彻底解决农民的医疗问题就不能单纯保障大病,还应该通过制度设计解决小病治疗费用的报销问题。这一问题可以参考当前国际上最先进的“管理型医疗”模式,由农民自选固定的乡村医生,合作医疗基金管理机构同乡村医生签订服务提供协议,形成一种管理型乡村医疗新模式,农民患病先到自己的定点乡村医生处就诊,不付费或自付一定比例费用,而主要由合作医疗基金管理机构按这些乡村医生提供服务的居民人数付费,乡村医生解决不了的问题再向上级医疗机构转诊。这样既解决了小病费用的报销问题又可以保证合作医疗基金的安全。同时,这种管理型乡村医疗还可以通过协议要求乡村医生承担起农村的计划免疫、卫生防疫、健康教育等公共卫生工作,在农村形成一个完善的公共卫生体系,更加有效的保证广大农民的健康。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楼主| 发表于 2012-7-26 11:08:58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彭首一 于 2012-8-14 15:39 编辑

赤脚医生研究述评
作者:李德成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人文学院
【摘要】  赤脚医生是指我国农村人民公社时期,生产大队中不脱产的初级卫生人员。他们为中国农村的卫生事业作出了极大贡献。本文对赤脚医生产生的原因、形成过程等进行简要的阐述,并对赤脚医生的研究状况和不足作了简单评述。
【关键词】  赤脚医生 合作医疗农村
赤脚医生是指中国农村人民公社时期,生产大队中不脱产的初级卫生人员。他们是受过一定时期培训,具有简单医疗卫生常识和技能、仍持农村户口的基层卫生工作者。一般是就地取材,从行医世家子弟和回乡知识青年略懂病理医术者且阶级成分较好的人中挑选,集中到县医院或卫生学校、乡卫生院等机构进行短期培训,然后回到所在生产大队,一面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一面为社员防病治病,并进行卫生防疫和计划生育等工作。属于半农半医的职业身份,是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执行者、承担者。对方便农民就医,改善农村医疗条件、开展防疫工作、提高农民健康,起到积极的历史作用。由于他们生活在农民中、本身也是农民,所以被亲切地称呼为“赤脚医生”。1985年后,改称为“乡村医生”。赤脚医生可以说是合作医疗系统里面的一个子系统,合作医疗是一种制度,而赤脚医生则是该项制度的忠实执行者。据介绍,赤脚医生与合作医疗制度类似于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WHO)提倡的“适宜技术”(即ARI、DRT)。这些宝贵经验,已被WHO吸收、总结进了著名的“阿拉木图宣言”。“赤脚医生”曾辉煌一时,与合作医疗同熠生辉,成为人们讨论和研究的对象,但后来又暗淡下去。近年来,随着对合作医疗研究的蓬勃兴起,对赤脚医生的研究也逐渐展开,但与合作医疗的研究相比较,对赤脚医生的研究似乎显得比较薄弱。本文试对赤脚医生的研究作一简要的评述。

  1  “文革”时期对赤脚医生现象的研究和宣传、报道

  “赤脚医生”这个名词的出现比“合作医疗”这个词要晚得多,正式出现的时间应该是在1968年,以前叫做“半医半农”,其最早出现于《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上海市的调查报告》这篇文章里。这是一篇关于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培养赤脚医生情况的调查报告。文章一开头就写道“‘赤脚医生’是上海郊区贫下中农对半医半农卫生员的亲热的称呼”。[1]1968年9月14日,毛泽东主席亲自批准发表了这个报告后,“赤脚医生”这个名词迅速红遍大江南北,从此,“赤脚医生”成为半农半医的乡村医生的特定称谓。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的王桂珍则被看作“赤脚医生”第一人。1968年12月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的位置上,以《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合作医疗制度》为题,刊登了一篇报道,将湖北省长阳县乐园公社实行合作医疗的情况以及北京郊区黄村、良乡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干部、医务工作者的座谈意见在报上发表,以征求意见,展开讨论。 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培养赤脚医生和湖北省长阳县乐园公社合作医疗的两篇报道的发表,以及毛泽东主席的批示,对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此后,有关赤脚医生的宣传和报道在文件、书籍、杂志、报刊、广播里大量涌现,赤脚医生先进人物(如王桂珍、覃祥官等)的事迹还多次搬上银幕。电影《红雨》主题歌《赤脚医生向阳花》中“一根银针治百病,一颗红心暖千家”至今仍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到了1969年,赤脚医生遍布祖国的山山水水。广大人民群众也都习惯以“赤脚医生”来称呼和泛指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人员。上世纪70年代,“赤脚医生”模式曾引起第三世界国家的卫生官员的极大兴趣。联合国妇女儿童基金会在1980年~1981年年报中称:中国的“赤脚医生”模式为落后的农村地区提供了初级护理,为不发达国家提高医疗卫生水平提供了样板。据统计,到1975年底,我国农村的“赤脚医生”数量已经达到150多万,生产队的卫生员、接生员390多万人。[2]随着农村集体合作医疗制度的解体,1985年1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不再使用“赤脚医生”名称,巩固发展乡村医生队伍》一文,到此“赤脚医生”的历史也就结束了。从赤脚医生的出现到80年代初期,对赤脚医生的研究主要是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政治宣传和经验介绍,特别是在介绍先进人物的主要事迹方面报道很多,如他们如何“为人民服务”?如何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如何当好一名赤脚医生?另外,对赤脚医生的选拔、教育和培训方面以及赤脚医生与病人的关系方面也有较多的介绍。但这些也是与政治宣传紧密联系,缺乏对人物的多维视角分析,更没有将一个人的命运和时代的命运连在一起的;而且主要是对赤脚医生个体的一些报道,对赤脚医生这个群体的研究更是缺乏。当然,这些宣传和报道同样为后来的研究者留下一些宝贵的资料。在“文革”期间还发行了若干期《赤脚医生》杂志(1972年12月创刊),1970年6月,还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了《赤脚医生培训教材》,各省市卫生部门“革委会”发行了大量“赤脚医生”培训手册。

  2  90年代以来对赤脚医生的研究

  从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对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这段重要的历史的研究,在国内可谓是凤毛麟角,国外的报道、文献、书籍、甚至电影资料则引人注目,但却相当不完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赤脚医生几乎被理想化了。[3] 90年代以后,国内对赤脚医生的研究和报道有所出现,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中央政府对农村卫生工作的重视以及新型合作医疗试点工作的兴起,有学者开始将研究的目光投向了“赤脚医生”队伍。最早对“赤脚医生”进行系统研究的是云南以张开宁先生为首的一批学者,他们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采访了四、五十位当年的“赤脚医生”及众多的赤脚医生家属和群众,出版了《从“赤脚医生”到乡村医生》一书,留下了一批宝贵的口述史资料。继而,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杨念群先生从政治学和医疗社会史的角度,对赤脚医生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其《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政治空间》一书,对赤脚医生的作用、赤脚医生产生和存在的原因等方面进行了有力的分析,形成了独到的见解。另外,卫生部医政司前司长张自宽先生发表了大量研究合作医疗的论文,张老可以说是最早研究合作医疗、且是唯一一直坚持不懈对其研究的学者,他从60年代初就开始研究农村合作医疗,其《论合作医疗》(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4月出版)一书,收集了其60年代到90年代对合作医疗研究的部分成果,对后来的研究者影响很大,其研究中亦涉及到赤脚医生问题。还有,新加坡的方小平博士通过对浙江省富阳县的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的个案研究,对富阳县的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的发展历史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和梳理。[4]综合这些学者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对赤脚医生产生的背景和赤脚医生对农村医疗保障所起的作用,几位学者作了较为深刻的分析。张开宁认为:“在新中国建立后几十年的时间内,由于有了农村广大赤脚医生在那个特定的环境中、以特殊方式的工作和努力,才使得农村医疗卫生条件有了改善,使亿万农民的健康得到了保障。”接着他又指出:“即使是一个发展水平较高的社会,其医疗卫生人员也应该是由多种层次上的人员所构成,而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场合任何地区所配备的都是高精尖人才。在我国当时特殊的经济条件下,最适合广大农村的,就是这样一支在医学专业技术上不一定特别精深,但培养成本较低能医治处理农村中的常见病、多发病,能在农村最基层的土壤里扎得下根,能溶得在农村文化中,农村的经济条件养得起的医疗卫生队伍。”[3]张自宽先生认为:赤脚医生“他们的医学技术水平虽然很低,但在宣传卫生知识,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推行计划免疫,新法接生,推行合作医疗制度、处治小伤小病等方而都起到很大的作用。”[5]温益群则认为赤脚医生出现的社会背景和所起的作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强烈的社会需求:合作医疗以及合作医疗的实践者赤脚医生,在有限的社会条件下缓解了广大农村缺医少药的问题;(2)理智的选择:中国放弃了对“最优”的追求,选择了具有可行性的“最佳”的追求;(3)外来的帮助:由城里大医院的医生、解放军医务人员组成的巡回医疗队,到农村送医送药的同时,为农村赤脚医生的培养作出了贡献;(4)中草药的作用:发展中国家在卫生资源上就地取材的做法值得倡导。五、媒体宣传和社会表彰:促成了赤脚医生按照社会要求来塑造、表现和发展自身的行为。[6] 杨念群从政治学和社会史角度对赤脚医生现象作了较深刻的理论分析,他认为“赤脚医生”的出现,主要是接续了乡土中国植根于民间亲情网络以整合医疗资源的传统。他指出:“赤脚医生的大量出现,不仅与合作医疗的组织形式互为表里,而且恰与‘文化大革命’意识形态的构建过程相吻合。赤脚医生身份作为一种符号经过大量‘文化大革命’式政治话语的包装,具有了以下内涵:赤脚医生具有了极为鲜明的阶级身份标志,在筛选过程中,他们只能来源于经阶级成分划分的‘贫下中农’阶层。由于出身贫贱,赤脚医生的心灵充满了道德拯救感,具有强烈的爱憎和感情倾向性。这样一种感情也决定着对医疗对象的选择,只能是与其阶级属性相一致的人群。他们的阶级属性也决定了其在治疗过程中一定会具有‘大公无私’的品格。”[7]所以,“赤脚医生制度的实行恰恰就是现代卫生行政与民间亲情关系网络相结合的最好例证”?。“赤脚医生体系固然是现代国家推行卫生行政制度中的一个环节,很明显带有卫生行政自上而下的强制色彩,甚至其组织形式都是当时政府发起的大规模政治运动‘文革’的组成部分,可‘赤脚医生’确实接续了乡土中国植根于民间亲情网络以整合医疗资源的传统。”[8]继而他总结道:“赤脚医生之所以风靡一时的理由十分复杂,绝不仅仅是‘文化大革命’政治运动的表现形式这么简单,而是相对较为优厚的报酬、较为严密的监控机制和乡土亲情网络共同编织出了一幅赤脚医生成长的图景。生活在这幅图景中的赤脚医生,对这些复杂制约因素的回报过程,如不分昼夜的出诊、极度耐心的诊疗态度和因陋就简的技术简约风格,既是赤脚医生大多出自本乡本土的成长环境而萌生的天然情感回应,也是复杂的非情感利益互动和制度安排所促成的结果。”[7] 其次,对赤脚医生良好的医德、在行医过程中与农民良好的医患关系,以及这种富含“温情”的医患关系产生和存在的原因,学者们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张开宁认为:“乡村中蕴涵着为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积极奉献的因素”。“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下,赤脚医生也和绝大多数的人一样以道德完善为人生追求,以博得好名声为心理满足。当年通过各种媒体的宣传,使社会在给予赤脚医生应有的荣誉和地位的同时,明确地表达了对赤脚医生的脚色要求和行为规范;促使了赤脚医生按照社会对自己的要求来塑造、表现和发展自身的行为,以使自己的表现和社会期望相符合。”另外,“赤脚医生和他们的治疗对象之间,除了医患关系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在共同生活的社区中所形成的人际关系,病人和医生之间在心理上很容易取得较为平等地认同。”[3]杨念群通过对中西医卫生行政机制的对比和“赤脚医生”的培训机制入手,揭示了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他指出:赤脚医生“其培训的基本人员完全从最底层的村庄选拔,虽然在表面上依据的是相当刻板的政治表现和贫下中农出身的硬性标准,但是选拔程序还是使其身份角色与乡土亲情关系网络重新建立起了相当密切的联系。尽管‘赤脚医生’的名称源起于‘文革’时期,可我认为,在其政治角色遮蔽之下所建立起的这种联系,使得中国在乡村推行现代卫生行政时有了一种可靠的依托和支架。‘赤脚医生’不但完全是从本村本乡中选拔出来,而且其训练内容更是中西医兼有,即形成所谓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模糊身份。‘赤脚医生’由于在乡以上的城市中培训后再返回本村本乡,这样就比较容易形成乡情关系网络与公共医疗体制之间的互动,如此一来,既把宋以后已被‘道德化’的基层社会所形成的教化传统以一种特定方式承继了下来,同时又吸收了近代在城市中已反复实践过的西医卫生行政制度的优势。”[8]故而“赤脚医生获得特殊待遇、地位和相应的尊敬,表明乡间民众对医生这个传统脚色和身份仍维系着一种习惯性认同。他往往以乡土的人情网络为基础。不过,这种人情的‘认同’因为没有了往日的情景而表现的相当含蓄。赤脚医生表现出的脚色形象也与过去乡间的郎中和‘巫医’不同,他(她)们毕竟是在一种被制度化的政治氛围中加以定位和安排的。贫农协会的监控虽然是一种政治运动的产物,但也部分地承载着一般民众对赤脚医生行为的道德期待。在制度安排与人情网络的双重规训下,赤脚医生对自己的道德约束自然会随之加强。”[7]温益群则认为,农民群众对赤脚医生给予了政治上的信任和文化上的崇敬,并对其便捷、经济的行医方式有着极大的需要。农民群众和赤脚医生之间有一种较为平等的医患关系。是由于“天生自然的社会支持系统:家人和当地干部群众的帮助”。[6]再次,因为赤脚医生是合作医疗的执行者,对赤脚医生在合作医疗的运作过程中,如何使合作医疗制度更好地运转,学者们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张开宁认为:“当年赤脚医生普遍使用中草药为农村群众治病,对于巩固和发展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具有重要的作用。中草药方便易得,经济廉价,在农村广大的农民群众中有使用传统和习惯。它的使用,一方面是减轻了农民群众的经济负担,使农民群众治疗一般的疾病可以少花钱甚至不花钱;另一方面是大大减少合作医疗基金的支出。”[3]杨念群从赤脚医生制度与农村卫生防疫的关系,揭示了赤脚医生对合作医疗和农民医疗保健的影响。他指出:尤其重要的是,“赤脚医生”在基层民间防疫过程中扮演着十分关键的角色。西方卫生行政制度传入中国后,主要是作为城市建设的附属配套工程加以推广的,因为它需要大量的专门人才,其职业化的程度需耗费时日训练才能达到要求,旷日持久的教育周期和严格的器械检验标准使之不可能成为农村医疗的主导模式。事实证明,医疗行政人才在民国初年和解放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只是不定期地以医疗救护队的形式巡访农村,根本无法在广大农村形成相对制度的诊治和防疫网络。尤其是在农村发生大疫时,医疗队的巡回救治活动颇有远水救不了近火之忧。直到“赤脚医生”制度建立后,上层医疗行政的指令如种痘、打防疫针和发放防疫药品等才得以真正实施,而且令行禁止,快速异常。1985年人民公社解体,“赤脚医生”在更名为“乡村医生”后被纳入市场经济轨道。其结果是失去了政治与乡情双重动力制约的基层医疗体制,被置于市场利益驱动的复杂格局之中。这种变化很快影响到乡村民众身患疾病后的诊疗状况,原来属于“赤脚医生”职责范围内的防疫监督之责遭到严重削弱,在面临疫病的威胁时,一些地区已无法组织起有效的防疫动员网络。“赤脚医生”体制的瓦解使基层社会医疗系统面临相当尴尬的转型困境。[8]综上所述,学术界对赤脚医生这一问题的研究,虽已做了一些卓有成效的工作,但还不可能满足农村合作医疗日益成为一个社会热点,和当代的乡村医生在新型合作医疗中应处的地位和起作用所产生的理论需要;因为“三农”问题是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回避的一个社会现实,农村卫生工作更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话题。毛泽东早在1945年就指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9]面对当今中国的九亿农民的健康权问题,面队与当今亿万农民和广大农村卫生状况息息相关的(赤脚医生)乡村医生,这样的研究还远远不够。根据目前的研究现状,就有关赤脚医生的研究,本人认为还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深入和加强:(1)对赤脚医生问题进行理论综述和多学科研究,为新时期的农村合作医疗和乡村医生队伍建设提供更全面、更长远的理论指导;(2)在对赤脚医生的历史做全面和深刻的考察和剖析基础上,来评价赤脚医生在新中国医疗卫生史上的地位和作用;(3)对60、70年代是如何在短时期内培养这样一支百万人的赤脚医生大军进行认真地探究,使赤脚医生的培训经验为当代乡村医生的培训提供有益的借鉴;(4)赤脚医生群体的分析;(5)加强对赤脚医生(乡村医生)的历史和现状的调查和理论分析,为当今农村的医改问题提供有益的政策建议等等。
参考文献:
1 从ct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上海市的调研报告 红旗 1968
2 卫生部关于全国赤脚医生工作会议的报告(摘录)卫党字 1976
3 张开宁,温益群,粱苹-从赤脚医生到乡村医生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2
4 方小平.赤脚医生与合作医疗制度研究—— 浙江省富阳县各案研究[J] 二十一世纪双月刊(香港),2O03(1O):87—97
5 张自宽,农村基层卫生人员的前进方向—— 纪念邓小平同志关于赤脚医生谈话30周年,中国农村卫生事业管理 2005
6 温益群,赤脚医生产生和存在的社会文化因素[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2)·60—63,
7 扬念群-再造“病人”—— 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8 扬念群,防疫行为与空间政治 读书,2003
9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楼主| 发表于 2012-7-26 11:21:57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彭首一 于 2012-8-14 15:40 编辑

从赤脚医生与乡村医生的对比初析云南3县/区乡村医生培训现状
黄莹 张开宁   昆明医学院公卫学院
摘要:目的通过对赤脚医生与乡村医生的比较,分析乡村医生的在职教育现状,为乡村医生规范化培训提供依据.方法使用自行设计的调查表和访谈提纲,进行一对一的问卷调查和访谈.结果同赤脚医生相比,绝大多数乡村医生(63.1%)文化程度没有改变,农村正常接生、难产处理、儿童腹泻、儿童上呼吸道感染、小儿肺炎、儿童佝偻病诊治等常见病的诊治方面没有提高;然而,无论是岗前培训时间还是在岗累计培训时间,乡村医生均没有提高.结论国家应制定相应政策确保乡村医生继续教育顺利进行,并开展乡村医生规范化培训以提高其服务质量.

纵观世界及国内基层卫生的现状, 基层卫生人员服务能力不足等许多方面的挑战愈加严峻,提升我国基层卫生服务人员服务能力以适应新形式的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受到普遍的关注.本文通过67例赤脚医生和149例乡村医生的对比,分析乡村医生培训现状,为乡村医生规范化培训提供依据.
1 方法与对象
1.1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一对一的问卷调查并结合定性研究的个人深入访谈和小组访谈法开展调研. 由于本研究拟开展赤脚医生和乡村医生的对比,寻找可调查的赤脚医生是难点所在,因此选点时结合赤脚医生资料齐全与否、交通、距离及当地卫生部门对研究的支持程度,选定了云南省的3个县/区作为研究点.每个县根据经济分层随机抽取好、中、差的3个乡开展调查.使用自行设计的调查表和访谈提纲进行一对一的问卷调查和访谈
1.2 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包括以下人群:(1)当年的赤脚医生和现在的乡村医生,包含:①曾经是赤脚医生现在仍在从事乡村医生工作和曾经是赤脚医生现在已不从事乡村医生工作的一些当事人;②1985年后从事乡村医生工作至今的一部分乡村医生;③一直从事农村医疗卫生工作,近5 a才离开该岗位的部分原乡村医生.(2)在当地居住至少2 a以上的群众及)当地的卫生局领导、乡卫生院院长、乡干部、村干部等知情人.
1.3 统计学处理
结果使用SPSS软件包进行统计描述、卡方检验等统计分析.
2 结果
2.1 现场调查情况
共调查了赤脚医生67人,乡村医生149人.其中课题组在云南省的3县区共调查了赤脚医生67人,乡村医生86人(其中有53人原来就从事赤脚医生工作,现仍然继续从事乡村医生工作),还有63人为乡村医生培训班上接受培训的乡村医生;此外,组织了11次个人深入访谈和l4次小组访谈.
2.2 乡村医生与赤脚医生的学历构成
虽然乡村医生文化程度小学水平及中专和中专以上学历同赤脚医生相比具有显著性差异(P<0.01),小学比例低于赤脚医生,中专及中专以上高于赤脚医生, 然而绝大部分的赤脚医生(62.7%)和乡村医生(63.1%)仍然只有中学文化水平,且乡村医生与当年赤脚医生相比无统计学意义.
2.3 乡村医生与赤脚医生服务能力
云南省乡村医生在正常接生、难产处理、儿童腹泻、儿童上呼吸道感染、儿童肺炎诊治、儿童佝偻病诊治等常见病的诊治方面没有提高;婚前检查、妇科检查、产前检查、产后访视、健康教育、预防接种、体检等服务上较当年赤脚医生有所提高,而在儿童常见病的诊治、中草药、针灸三项服务的能力上乡村医生的技术没有得到进一步提高,反而有所降低,见表1.
2.4 乡村医生与赤脚医生服务培训现状
2.4.1 当年赤脚医生与乡村医生岗前培训比较
问卷调查的结果表明,有87.9%的乡村医生接受过岗前培训,而当年赤脚医生只有56.7%的人接受过岗前培训,他们之间存在着显著性差异,(P<0.01)但是就培训时问而言,乡村医生接受岗前培训的时间同赤脚医生相比,二者没有统计学意义,见表2.
2.4.2 当年赤脚医生与乡村医生在职培训比较
虽然当年赤脚医生与乡村医生在接受过6次培训的比例上有显著性差异,但乡村医生的培训率也不高,仅为8.1%.其余均无显著性差异,结合他们的行医年限,无论是当年赤脚医生还是乡村医生平均每年1次的培训机会都没有达到.累计培训时间的比较无差异,而且无论是当年赤脚医生还是乡村医生累计培训时间达2 a以上至5 a的比例均不高,当年赤脚医生为19.0% ,乡村医生为29_3%,见表3、4.
3 讨论
乡村医生服务能力亟待提高.乡村医生某些服务项目能力较当年赤脚医生有所增强 这些项目主要集中在妇幼保健、计划生育、预防接种和健康教育四个方面,这四个方面均属于初级卫生保健八大要素的范畴,得到各级政府在政策上和经济上的积极支持.有专家认为中国贫困农村地区应重点实施以妇幼保健、计划免疫、常见病伤的适当处理和健康教育为主要内容的基本医疗保健服务Ⅲ,这些服务能力的提高就在情理之中;然而乡村医生诊治农村常见病的能力,虽历经20余年苍山巨变,仍未见提高,对此值得关注.
乡村医生在职教育不容乐观.无论从岗前培训还是在职培训,乡村医生接受的培训时间同20年前的赤脚医生相比,无明显改观。笔者观察到,国家曾多次颁布相关政策,规范乡村医生系统化和规范化教育,为何在这样一个良性政策环境里会出现如此的结果,对此值得进一步研究分析。对目前乡村医生规范化教育提供依据。

表4

表4

表1

表1

表2

表2

表3

表3
 楼主| 发表于 2012-7-26 11:30:57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彭首一 于 2012-8-14 15:44 编辑

论赤脚医生时期的医患关系
陶海燕 安徽大学社会学系
赤脚医生是新中国医务工作者的成员之一,在2O世纪60~80年代这二十多年中为新中国的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时至今日,他们仍然对整个社会的医疗卫生事业有着积极的影响。作为时代的产物,赤脚医生与政治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本文所要探讨的正是政治力量的干预在赤脚医生和他们的病人之间产生的作用。
1 赤脚医生的形成及消亡过程
“赤脚医生”名称的正式出现是在1968年第三期的《红旗》杂志上。该期杂志刊登了名为《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的报道,毛泽东主席对其做了专门的批示:“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相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这样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1968年9月14日,《人民日报》头版全文转载了这篇报道【“。但是,赤脚医生的出现和发展还要追溯到新中国医疗卫生史上著名的“六·二六指示”,即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主席对卫生工作的重要指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据初步的研究资料表明:“六·二六指示”发表以后,引起了整个社会特别是与医疗卫生相关的部门和行业对农村医疗卫生工作的重视。卫生部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城市医疗队下农村为农民提供医疗卫生服务。然而医疗队人数有限,相对于广大农村群众求医看病的需求,无异于杯水车薪。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许多医疗队就在当地选择一些素质、觉悟较高的青年农民进行短期卫生技术培训,并指导他们从事一些简单的卫生工作。这些经过医疗队短期卫生技术培训的农民就成为最早的赤脚医生。1965年《中央批转卫生部党委关于把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的报告》指出:“大力为农村培养医药卫生人员。争取在五到十年内,为生产队和生产大队培养质量较好的不脱产的卫生人员。”根据这一报告,1966年全国范围内开始进行大规模的赤脚医生培训。当时的培训方式是每村选送一到两名“根正卣红”的青年农民,农闲时集中学习卫生知识,农忙时回队务农,同时边干边学[21。在各种有利的条件下,作为农村合作医疗主要实施者的赤脚医生在中国大地上迅速发展开来。2O世纪7O年代,赤脚医生发展到了鼎盛时期,全国人数达500多万,远远超过了当时卫生部拥有的卫生人力总数(220万卫生技术人员)。7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卫生部门开始采取措施控制数量提高质量,赤脚医生的数量开始急剧下降,到了8O年代中期,全国赤脚医生的总数已经降为240万。1985年,卫生部正式决定停止使用赤脚医生名称,“赤脚医生”成为历史[1l。与此同时,卫生部对所有的村卫生人员进行统一考试,凡通过者授予乡村医生证书,未参加考试和考试未通过者不再具有从医资格。
从赤脚医生产生、发展和消失的过程中,我们不难看出,赤脚医生的出现不仅是为了满足农民看病求医的需要,而且还是政治力量运作的产物。在赤脚医生产生伊始,就有毛泽东主席的“六·二六指示”,有《红旗》、《人民日报》等主流舆论的宣传,还有相关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基于这些有利条件,赤脚医生才得以通过政治体系来快速的进入工作状态并顺利地开展工作。虽然说赤脚医生作为当地农民的一员的这种身份为他们扎根农村提供了可行性,但是如果没有政治力量的扶助,在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条件和社会环境下,他们是不会也不可能有机会如此迅速地投入到农村医疗卫生工作中去的。与其发展的过程一样,赤脚医生正式退出历史舞台也是在政治意志的操控下完成的。因为赤脚医生是政府根据国家需要而做出的创造性选择,而当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国家工作重心转移,赤脚医生也就伴随着政治力量在农村的全面收缩而消失了。
2 赤脚医生时期的医患关系
通常而言,赤脚医生与病人之间的关系是和谐的。赤脚医生对病人尽心尽力,按病人实际需要给予治疗,让病人以最低的费用得到了较好恢复,而且他们平易近人,不摆架子。病人对于赤脚医生也是尊重和信任的,他们认同赤脚医生的贡献,理解赤脚医生的工作。赤脚医生在治疗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病人接受赤脚医生的治疗,并有积极的反馈。这种能形成良好的互动和沟通的医患关系在现代医疗理论中被称为指导一合作型 。然而与赤脚医生时期的医患关系相比,在医疗技术发达、医务人员业务素质提高的今天,医患关系反倒趋于恶化,医患之间出现了沟通障碍,难以建立起良性的信任和合作关系。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是政治力量在赤脚医生时代的医患关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2.1 赤脚医生与病人之间的经济联系 首先赤脚医生在经济上是有政治保证的,即他们的收入虽然来源于他们的病人和病人家属,但是不和病人的医药费直接挂钩。当时的收入是按工作日记工分的,用工分来换取现金。赤脚医生由于有医疗、培训、防疫、例会交流等任务而无法完成一个普通工作日,在有的地方赤脚医生还会全脱产,专门在村卫生室值班,有病人需要就随喊随到。原山东省寿光县稻田镇西稻田大队赤脚医生李师孟当时“没有什么待遇,只记工分,就是记标准工,挣工分,一个社员一年挣多少,我就挣多少,取个平均”,“我们那个时候已经脱产了,遇上生产队忙了,也背着药箱下去,基本上只是搞搞卫生工作”O1。原山东省寿光县寒桥公社韩家大队赤脚医生韩百胜也“没有收入,就是记工分,挣一年一个平均劳力的工分,拿个平均分。刚开始的时候,农忙了就到田里去给社员看病。也劳动,但这个劳动没有工分的。反正是一年一个整劳力的工分是3分【1]。现代医患关系中医务工作者和患者之间虽然也有经济上的联系,可是性质完全不同。医务工作者的收入直接和病人的医药费挂钩,从而出现经济利益上的冲突。我们知道造成现代医患关系紧张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医药费过高,病人无法负担,从而造成了病人对医务工作者的不满。究其根源就是在医疗改革中的“以药养医”,收入与病人缴费挂钩等若干政策对医疗事业的公益性质和医患之间的信托关系起了极大的腐蚀作用【4】。而在赤脚医生年代,病人只需交纳数目不高的费用就可以在赤脚医生那里看病,甚至免费吃药。因为赤脚医生有很多都会自制中草药,然后免费提供给病人,这又给病人带来了非常大的实惠,很有效的减轻了病家的负担。较于当前医院中赤裸裸的经济关联来说,赤脚医生与病人们的关系显得更为和谐。只是这种和谐的关系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而是与政治力量分不开的:高度的政府计划体制给赤脚医生规定了标准的职业角色规范,而且也给他们的病人提供了免费看病的权利,即这种和谐的医疗关系有政治的保障,故而可以维持。
2.2 社会对赤脚医生的监督赤脚医生的工作是在基层领导、病人及其家属们的密切监视之下开展的。国家卫生部国外贷款办公室副主任刘运国博士原来也做过一段时间的赤脚医生。谈到当年的经历,他说,1974年高中毕业后就参加了由湖北省随县红山区卫生院组织的赤脚医生培训班。当时每个大队(相当于现在的行政村)只选送一个人参加,经过一年的学习合格后回到村里报到,再由村里决定是否正式任赤脚医生。之所以会选他去学习,一方面是学习成绩还可以,另一方面也是人老实,平时表现还可以,符合大队领导“诚恳踏实”的要求。培训班结束后,大队领导就正式通知他到大队担任赤脚医生。刘博士还回忆说当时的贫农协会代表起着重要的监督作用,有比较大的权力,还有大量的驻队工作队,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随时了解群众的意见,对赤脚医生也有很大的监督作用。如果大家都反映服务不好、办事不公道、巴结干部,那么这个赤脚医生就可能当不下去了。当年甚至刘博士的母亲在外面听到什么不好的反映,都会回来训他一顿。因为当时交出药箱、停止工作对于赤脚医生来说就是奇耻大辱【”。从刘博士的回忆中可以看出当年赤脚医生受到从家庭成员到普通群众,再到领导干部甚至外来的工作队的监督,处于一套完整地监督体系之下。这种强大的监督力量有力的保证了赤脚医生在行医治病时尽心尽力的为人民服务,也保证了赤脚医生与病人之间的互信关系。在这股监督力量中,大队领导和驻队工作队的作用是主要的,因为他们有直接的任免权,也就是说是政治力量在决定赤脚医生的命运,赤脚医生是受政治力量监督的。在当今的医患关系中,缺乏的就是这种监督。当今社会对医院的监督主要是通过制定法律法规来进行的,但是法律法规体制尚不完善,无法对医院进行有力的监督。政府在对医务工作者的监督中缺位,是现代医患关系紧张的重要原因。
2.3 赤脚医生的身份赤脚医生本身就是当地的青年,既“根正苗红”,也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赤脚医生本身的性质也保证了他们与病人之间良好的关系。一位赤脚医生的从医经历是这样的:“当年的赤脚医生多数是干部主动推荐的。当赤脚医生的要求必须是高中毕业,思想道德好,身体健康,比较本分,有耐力。另外,还需要家庭是贫下中农。当时我们家就是贫下中农,我算是根正苗红,又有文化,而且我父亲又是村里的干部,通过他的关系,在高中毕业之后我就成为了赤脚医生”[11。一位当年的干部也说:“当时选择‘赤脚医生’的条件或标准是:(1)贫下中农;(2)具有小学毕业学历;(3)“思想又红又专,以红为主”[1l。赤脚医生们都是通过阶级成分和文化知识两个标准选拔出来的,阶级标准又是首要标准。就划分阶级成分这一事件来说,就是那个特殊年代的产物,是国家政治力量对农村社会进行整合的工具。所以也可以说赤脚医生自身就是政治体系的一分子,是具有政治思维,按政治意志行事的群体。当时整个社会的政治氛围都很浓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主流的思想,这种思想深深的影响了赤脚医生,体现在日常工作中就是全心全意为群众治病。他们认为这是一种义务和责任,是国家赋予他们的无上光荣的任务。当代的医务工作者虽然也有责任意识,但是这种责任意识是基于职业道德层面和自身利益层面的,对医务工作对赤脚医生的信任 从医患关系的另一方来看,病人对赤脚医生的信任和尊重也是维持和谐医患关系的重要条件之一。农村的很多群众,由于自己没有进过学校,没有读过书,不识字,对医生非常相信,对“公家”选派培训出来的从医者的能力毫不怀疑,但是病人们对赤脚医生的信任不仅是在医疗过程中对医生这一角色的信任,还有着对医生本人的信任。因为赤脚医生不仅是文化人,还是根正苗红的贫下中农子弟,也就是说赤脚医生可以给病人以技术上和政治上的双重保障,让病人觉得有安全感。云南省宁蒗县大兴镇的女乡医吴联凤,1965年被选为赤脚医生,当时到县医院培训了3个月之后,大队上什么设备也没有,只有一个乒乓球桌放在医务室,和一个烂板子钉的保健箱,有点碘酒和一般的感冒药,刚好赶上流行感冒在永宁坝子流行,一个大队一个大队的人病倒,来看病的人坐满了大队的房子、院坝。面对那么多的人,吴联凤边安慰自己,边“看一下病人,看一下说明书”的为病人诊治[11。这说明农民们对赤脚医生的信任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政治力量保证了赤脚医生和病人之间的良好关系。而在当代社会,缺乏病人支持的医务工作者和缺乏信任医务工作者的病人之间是不可能建立起和谐的关系的。
3 讨论
赤脚医生是历史政治背景下的产物,是依赖于这种制度并和这种制度的兴衰是共存的。赤脚医生和他们的病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治力量决定的。政治力量为这种和谐医患关系的建立和维持所做出的贡献在当今社会也还是有意义和价值的。虽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已经不能由政治力量一手操办医疗卫生工作,完全照抄照搬当年赤脚医生制度也是不可行的,可是政治力量的适当介入是可能且必要的。这就提醒我们,如果要改善今天紧张的医患关系,就不能不考虑在一定程度上借助国家的力量,在宏观上有所作为。
 楼主| 发表于 2012-7-26 11:48:40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彭首一 于 2012-8-14 16:14 编辑

我国乡村医生医疗收入现状调查分析
苏锦英 高倩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医药卫生管理学院
摘要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了解乡村医生医疗收入现状、主要影响因素,分析现行乡村医生报酬机制中存在的问题。结果显示:乡村医生的医疗收入水平低且不同地区间差距较大,且由东向西呈递减状;乡村医生收入高于当地人均收入水平,但尚低于期望报酬;各地普遍存在政府补偿不足、乡村医生社会保障缺位、乡村医生专业教育受忽视问题。结论:提高乡村医生的医疗收入;建立健全乡村医生社会保险制度;建立有效激励机制促进乡村医生继续教育;当地政府应根据具体情况制定有针对性的照顾政策。
关键词乡村医生;医疗收入;报酬

乡村医生是我国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的重要提供者,承担着9亿多农民的卫生服务工作。但目前乡村医生队伍由于缺乏完善的报酬机制而处于不稳定状态,部分地区乡村医生流失现象严重 J。了解乡村医生医疗收入现状和影响因素,分析现行乡村医生报酬机制中存在的问题,对于促进乡村医生队伍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1 资料来源方法
1.1 调查对象的选择
2006年10月~11月问分别在我国东、中、西部地区随机各选取2个省(共6个省),从其中选取具有代表性的12个县;每个县再根据经济发展水平高、中、低各选择3个乡镇,对抽取的样本乡镇内所有乡村医生进行调查。
1.2 调查资料的收集
采用自填问卷方式收集资料。问卷内容主要包括乡村医生个人及家庭的基本情况、收入情况(医疗收入单列)、福利及补助等。通过深入访谈了解乡村医生的工作量及其对医疗收入满意情况。共回收有效问卷5021份,其中A省回收问卷716份,B省1475份,C省1281份,D省669份,E省337份,F省543份(A、B是东部省份;C、D是中部省份;E、F是西部省份)。
1.3 资料的整理与分析
全部问卷资料进行检查核实后编码、输机,所有数据资料经EPI data V3.02两遍输入并核对,经Ex—cel 2003及SPSS 12.0分析处理。
2 结果
2.1 乡村医生从事医疗服务活动总收入现况
2.1.1 各省乡村医生医疗收入情况。调查的6省中乡村医生从事卫生服务平均月收入为542.00元,42.28% 的乡村医生月收入在200~500元,28.36%
的乡村医生月收入在500~800元(见图1)。其中A省乡村医生平均月医疗收入为924.16元,B省为570.78元,c省为426.03元,D省为460.01元,E省为550.45元,F省为329.28元。
2.1.2 不同区域间乡村医生医疗收入比较。不同省份乡村医生从事医疗卫生服务的收入分布情况如表1所示。
就表1数据进行X 检验可得各省间乡村医生的医疗收入存在差异( =1719.307,P<0.001)。其中A省61.87% 的乡村医生医疗收入处于500~1000元段;C省和D省的乡村医生医疗收入则主要集中在200~500元段,所占比例分别为56.67%和58.89%;E省和F省医疗收入低于200元的乡村医生分别达到了28.49% 和37.94% ,各省差距较大(见图2)。
2.1.3 乡村医生医疗收入与当地农民人均纯收入比较。根据国家统计局2006年第3季度统计数据和本次调查统计数据对6省的农村居民人均月收入和乡村医生医疗卫生服务收入进行比较(表2)。
对表2数据进行Wilcoxon符号秩和检验,得z的值是一2.201(P=0.028,P<0.05),说明二者收入差异具有显著性意义,从数据可明显看出乡村医生的医疗收入高于当地人均收入。但87.7% 的乡村医生对这一收入水平表示不满,9.1%的乡村医生表示一般,只有3.2%表示基本满意或满意。乡村医生医疗收入仍低于其期望值。
2.2 乡村医生津贴补助现况
2.2.1 津贴补助的覆盖范围。被调查的乡村医生中享有津贴补助者占22.21% ,主要分布在A、E和F省,比例分别为68.58% 、62.91%和65.01% ;而
B、C省享有津贴补助的乡村医生仅占4.06% ,0.41% ,D省则为0。通过访谈及文献资料了解到,中部地区大部分省市都没有相应的乡村医生津贴补助 。
2.2.2 津贴补助水平。调查中享有津贴补助的乡村医生平均补助水平是760.23 年,仅占总医疗收入(包括医疗收入和医疗补助收入)11.69% 。6省的平均补助水平及其占医疗收入的比例见表3。
由此可知,津贴补助占乡村医生医疗收入的比例较小,东西部相对较高,中部地较低甚至没有。
2.3 乡村医生医疗卫生服务收入影响因素
调查发现,影响乡村医生医疗服务收入的因素主要包括地区、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有无职称、是否接受医学专业学历教育、有无其他收入、有无土地、有无养老保险、是否享有补助等。东部和中部地区、男性、文化程度高、有职称、有养老保险、享有补助的乡村医生的医疗收入较高,但接受过医学教育的乡村医生的收入反而较低。
对不同年龄的人判断结构使用Kendall一致性检验,W=0.650,P<0.05;对不同地区的被调查者进行检验,W=0.325,P<0.05。可见不同地区、不同年龄结构的被调查者对于乡村医生医疗卫生服务收入的影响因素的认识程度趋于一致。
3 讨论
报酬机制的不完善极大地制约了农村基层人力资源建设的发展,并且形成恶性循环 I6 (见图3),最终将严重影响基层卫生服务队伍的服务能力,基层医疗服务质量得不到保障。根据亚当斯密的公平理论,合理的报酬体系必须满足外部公平性、内部公平性和自身公平性3个要求 _8J。公平性比较直接地影响了乡村医生的工作态度与工作行为。本次调查结果显示乡村医生报酬比较的公平性较低,主要表现在:①乡村医生医疗收入整体水平远远低于教师、村干部等,不能满足报酬比较的外部公平性;②接受过医学学历教育的人员报酬低于未接收过医学教育的人员报酬,这就影响了其报酬比较的内部公平性;③ 乡村医生实际医疗收入远远低于期望值,)报酬比较的个人公平性要求。因此,乡村医生对其工作收入产生的不公平感强,这将极大地影响其工作行为和工作质量。因此,要促进农村基层卫生人力资源建设的发展,打破目前存在的恶性循环,关键是合理解决乡村医生报酬机制中存在的不足,建立具有激励作用的乡村医生报酬体制,从而达到乡村医生报酬与农村卫生人力资源建设的良性循环。
完善乡村医生报酬体系,将提高乡村医生的医疗服务质量,促进农村基层卫生工作更好更快地发展。针对现行乡村医生报酬机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建议:① 对乡村医生的实际工作量进行合理判定,以此为依据制定合理的补助计划;②县级政府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制定合理照顾性政策,做好乡村医生补助工作;③ 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来促进乡村医生继续教育培训工作,帮助乡村医生提高自身从业素质;④为乡村医生建立合理的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机制
参考文献
[1]冯涛,陈冠民.中国乡村医生的历史及发展趋势[J].中华医学丛刊,2003,3(1):108.
[2]王芝芳,郑全庆.中国乡村医生现况[J].中国公共卫生,2003,19(2):234.
[3]Pathman DE,Konrad TR,Dann R,Koch G.Retention of Primary Care Physicians in Rural Health Professional Short—age Areas[J].Am J Public Health.2004 Oct;94(10):l723—1729.
[4]张建华,郑文贵,等.乡村医生管理的发展,现状及立法建议[J].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03(5):299—300.
[5]康楚云,王晓莉,等.105个项目县村卫生人员状况研究[J].中国农村卫生事业管理,2003,23(2):46—48.
[6]Curran V,Rourke J.The Role of Medical Education in the Recruitment and Retention of Rural Physicians『J].Med Teach.May 2004;26(3):265—272.
[7]Reschovsky JD,Staiti AB.Physician Incomes in Rural and Urban America l J 1.Issue Brief Cent Stud Health Syst Change.Jan 2005(92):1—4.

图1

图1

图2

图2

图3

图3

表1

表1

表2

表2

表3

表3
发表于 2012-7-29 20:29:47 | 显示全部楼层
彭首一 发表于 2012-7-26 10:35
“大跃进”时期的医疗政策
大卫&#8226;M&#8226;兰普顿
  原载《科学文化评论》2006年第1期

彭老师:给您开个专栏吧?
 楼主| 发表于 2012-8-13 10:39:37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彭首一 于 2012-8-14 15:50 编辑

乡村医生报酬初探
执笔 冯学山① 曹索华① 王爱荣① 龚幼龙① 陈烈平 何卫平 侯天慧 王 黎
摘要为探讨建立乡村医生报酬支付机制噩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参考,对福建、贵州、山西、河南4省7县试点乡镇村卫生宣和材医调查资料进行分析后发现,特医收^在试点乡镇属中上水平,队伍相对稳定,不存在因报酬低而流失的问题,但报酬蛄构不合理,药品收^比重大,预防保健服务补偿不足,乡村集体补助极少。需采取必要的措施理顺报酬蛄构,研究夸理支付村医报酬的机制。
乡村医生是我国农村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主要提供者,在加世纪70年代,与县乡村三级医疗保健网和合作医疗构成农村卫生工作的三大支柱,对改变农村缺医少药的落后面貌发挥了重要作用。自80年代农村改革以来,失去集体经济和合作医疗支持的乡村医生队伍由于报耐没有得到合理解决而处于不稳定状态,在不少地方出现技术骨干弃医经商或流失的情况。
如何建立与新的农村社会经济环境相适应的乡村医生报酬机制是深化我国农村卫生改革的重点和难点课题。本文作为中国农村卫生服务筹资和乡村医生报酬机制研究课题的一个组成部分,侧重对研究地区村医的报酬水平、来源及其构成进行了描述和讨论,为台理解决报酬及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参考。
1 资料来源与方法
本文资料主要来自1994年福建省建阳和顺昌、贵州省清镇和福泉、河南省开封和淮阳、山西省汾阳等7个实验县(或县级市)中的1~3个试点乡镇基线调查资料。以所在乡镇的村卫生室和村医为调查对象,采用自填问卷方式调查了村卫生室和村医的基本情况,包括工作量,收入的绝对水平、来源、结构,以及通过知情人采访和专题组座谈方式了解村医报酬的相对水平及对报酬的满意程度等。
2 结果与分析
2·1 报酬水平据本次调查结果,村医月均总收入在各地问和村医个体间相差较大。在福建、山西、河南及贵州4省试点乡镇分别是512元、575元、1 113元和538元,其中村医从医所得的月均收入分别为315元、460元、712元和259元.分别约占月均总收人的62% 、80%、64%和48%(表1)。即使在同一河南省,淮阳县为357元,而开封县则为1 067元。与当地相关人员比较,村医的收入都高于普通农民人均收入水平,在福建试点乡镇相当于或略高于村民办教师和乡村企业职工的收人水平,在山西试点乡镇则高于村干部和民办教师。调查还发现,尽管村医的实际收入水平与他们所期望的报酬水平尚存在一定的差距,但大多数村医(福建64%,tlllN 97%,贵州87%)仍表示愿意从事村卫生室工作。这反映了试点乡镇的村医队伍相对较稳定,基本上不存在因行医“报酬低”而导致人员流失的问题。
表l 试点乡镶村医月均收^
2·2 报酬来源厦其蛄构由表2看出,各试点乡镇村医的业务收入来源渠道不尽相同,有药品收入、防保补贴、医疗劳务收入(包括挂号费、注射费、检查费、手术费等),政府或乡村集体补助以及其他收入来源。除贵州试点乡镇大多数村医能从政府财政获得低水平的固定工资或补贴(每月35~50元左右)外,其余3省试点乡镇村医的收人主要来自药品收入、防保补贴和劳务收入。药品收入占业务收入的比例,按纯收入计,在福建和贵l州试点乡镇分别是40%和33%;按毛收入计,在山西和河南分别为90%和85% 。防保补贴占业务收人的比例在福建、河南、贵州3省所调查的乡镇分别为9.1% ,12%~ 15%和5.3% ,补偿尚不足。由于药品收入的统计口径不同,各地劳务收入占业务收入的比例差异很大。在福建、贵州、山西和河南4省试点乡镇分别为48%、29%、8%和3% 以下(河南淮阳为0)。村医从乡村集体获得的补助极少.除贵州试点乡镇村医业务收入中的25%来自上级政府财政和村集体的补助外,在福建和山西,乡村集体补助所占的比倒仅在0 5%以下,在河南则为0。由此可见,村医报酬结构不尽相同,也不尽台理。
2·3 报酬对村医工作态度的影响 据对福建试点乡镇154名村医的调查结果,村医行医所花的时间占全年工作时间的7o% .而所得的报酬却占全年总收入的62%,前者相当于后者的1 1倍。对贵州试点乡镇150名村医调查的结果也显示,村医行医收入约占全年总收入的33%.而所花时间的比例是收入比例的2倍。相对而言.行医收入低于从事其他工作所得。就防保工作而言,试点乡镇的村医较为普遍地反映做预防保健工作花时多、报酬少,实施合作医疗或乡村两级卫生机构一体化管理后.预舫保健的工作量和所花的时间又有所增加,但积极性不高,处于被动应付,甚至还有5% ~17%的村医认为做好了舫保工作使病人减少而影响自身收入(表3)。
3 讨论与建议
3·i 乡村医生报酬支付机制尚待矸究解决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前,村医(赤脚医生)的收入普遍是按略高于普通社员的工分标准计酬.报酬主要由村集体或合作医疗基金提供。改革后,实际上对村医实行的是一种按服务收费的报酬支付机制。现阶段村医一般在行政上受村委会领导,多数村医在业务上属个体行医或变相承包,经营上自行核算,自负盈亏。村医在失去乡村集体补助以及掌握有限的诊疗手段情况下,受经济利益驱使.通过看病收费和给病人多开药几乎是他们从医唯一的谋利方式。因此,村医药品毛收入占其业务收入的80% 一90%不足为奇。但据处方调查发现,村医不规范、不合理的处方所引起的负效应令人担忧,滥用多种药品和昂贵药品,几乎不考虑给病人带来的潜在副作用和耐药性。当前在改革农村合作医疗或推进乡村两级卫生组织一体化管理时,需考虑在保证村医获得适度报酬的基础上,进一步尝试将村医业务收入与服务收费相脱钩的其他支付报酬的方式和机制.如基本工资加绩效工资.业务收入加奖盒.按服务人数付费或按病种付费并实行费用封顶,以及按协商合同付费等。
3·2 材医收入在试.最乡镇属中上水平,但报酬结构不尽合理据本次调查结果和反复观察,在按服务收费的报酬支付机制下,以及允许个体行医的情况下,试点乡镇村医的总体收入并不低,在当地属于较高收入人群,基本上不存在弃医改行或流失的情况.队伍较稳定。但对大多数村医来说,要获得现有的收入水平,除了要从事医疗卫生服务外,由于工作量不足,还必须要从事一些非医疗卫生服务的经济活动。村医从医报酬中.药品收入比重较大,预防保健服务补偿不足,乡村集体补助极少。为扭转村医重药轻医、重治轻防的倾向,保障农民获得价廉质优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需采取必要的措施来理顺报酬结构,规范服务行为。如:①政府和乡村集体要适度增加预防保健服务补偿,并在政策和经费上落实;@以控制供方为重点,降低不合理的药品收入,适当提高从医劳务收入;③加强村医从医资格审核认定和在职培训,提高业务技术和职业素质;④由于大多数村医工作量不足,可因地制宜采取减员增效或轮岗措施,使村医能专职行医并能获得稳定的报酬,否则应允许村医医农兼顾等的工作形式继续存在.但要加强管理和监督。
3,3 本文分析数据主要来自试点乡镇村医自填问卷调查资料和村卫生室报表.初步结果可大致反映研究地区村医收入的实际情况。然而,收入已是一个敏感而难以调查的问题.村医出于保护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往往不愿意如实填报或应答而极容易产生普遍低报的情况。为获得更为可信的村医收入水平资料,尚需采取其他适宜的调查技术。
1.jpg
3.jpg
2.jpg
 楼主| 发表于 2012-8-13 10:44:28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彭首一 于 2012-8-14 15:50 编辑

中国“赤脚医生”:过去、现在与未来
张大庆1, 文树德2
2007 年6 月,在中国卫生保健体制改革新方案即将出台之际,一位曾做过“赤脚医生”的医学专家陈竺被任命为卫生部长,似乎具有中国政府再次将卫生工作的重点转向农村的象征意义。不过,对于新上任的卫生部长而言,改变中国农村的卫生保健远非象征性的,而是一项艰巨的挑战。
实际上,自从近代以来,农村医疗卫生就一直是中国政府和知识分子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在20 世纪20 至30 年代,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等推行乡村建设运动,其中“自下而上,在村、区、县建立三级医疗保健网,用最经济、最有效的方法,普及农村卫生事业”成为乡村卫生建设的原则,为后来中国的合作医疗与“赤脚医生”提供了经验。
尽管少数地区因推行乡村卫生建设有所改善,但总体上全国农村的卫生保健水平依然很低。1934 年,中华医学会乡村卫生调查委员会主席李廷安发表的“中国乡村卫生调查报告”显示,全国的乡村卫生机构仅17个,医务人员总数只有187 人,主要分布于经济较发达的北平(京)、上海、河北、山东、安徽、江苏、浙江、广东等省(市),且机构数量少、建立时间短、组织不统一、人员匮乏、经费短缺[1]。
新中国成立不久,中央政府卫生部提出了县设卫生院、区设卫生所、行政村设卫生委员、自然村设卫生员的构架,将散在农村的以中医为主的个体开业者,逐步组织到农村基层医疗机构里。随着农业合作化推行,至1957年底,全国农业社设立了约1万个保健站,经过培训的半农半医的保健员,担当农村的防病治病工作[2]。然而,农村缺医少药的情况依然存在[3]。1965年,毛泽东批评了医疗卫生的城市化、贵族化倾向,提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4]后,卫生部和教育部确定了在农村中学设置卫生班,加快培养不脱产的卫生员和半农半医的医生。与此同时,全国各地城市医院也组织巡回医疗队到农村服务并进行医疗培训。
1968年,《红旗》杂志发表文章介绍川沙县江镇公社半农半医工作的经验,将半医半农的初级卫生保健人员称为“赤脚医生”[5]。由于制度上和经济上的原因,中国领导人采用了以政治动员来解决农村卫生服务匮乏的问题,通过培训半农半医的“赤脚医生”,弥补资源配置的缺陷,达到农民医疗服务可及性。此后,“赤脚医生”队伍迅速扩大,成为农村开展医疗卫生工作的重要力量[6, 7]。
值得强调的是,“赤脚医生”并不仅限于医治常见病,还包括宣传卫生知识、推行计划免疫、改善农村卫生环境、新法接生等多方面的工作[8]。实际上,他们承担了农村基层的多重卫生任务,推动了中国农村卫生保健现代化的进程[9]。世界卫生组织认为,中国农村实行的合作医疗制度,是发展中国家解决群众卫生经费的唯一范例[10]。
“赤脚医生”是中国政府在城乡二元体制下,解决农村卫生资源配置的一种选择。因此,培养半农半医的“赤脚医生”被认为是找到了一条适应中国农村情况的壮大农村卫生队伍的有效途径。然而,医学作为一门技术主导型的职业,它要求开业人员必须提高医疗服务水平,尽管早期的“赤脚医生”技术不高。因此,“赤脚医生”的再培训与医疗规范受到重视,各地出版了《赤脚医生手册》、《赤脚医生教材》和《赤脚医生杂志》等。1975年,邓小平在谈及“赤脚医生”制度时说,“赤脚医生”在专业技术上应不断提高, 现在虽然“赤脚”, 但以后是要“穿鞋”的[11]。但邓小平的“穿鞋论”因强调技术与提高而被批评有脱离为基层农民服务的倾向。在“文革”期间,这种政治态度与技术追求之间的张力始终存在着[12]。
20世纪80年代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导致合作医疗制度瓦解,1985 年全国实行合作医疗制度的行政村由过去的90%锐减至5%,至1989 年,继续实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行政村仅占全国的4.8%[10]。“赤脚医生”也因此失去了政治与经济的依托,部分转变为个体开业者。1985 年月,卫生部宣布取消“赤脚医生”的名称,经考核合格者转为乡村医生(village doctor)。这一改变不仅是名称上的,而且也是实质上的。由于乡村医生被置于市场经济的格局中,他们更多地注重疾病治疗,而原来属于“赤脚医生”职责范围的计划免疫、爱国卫生、改水改厕等工作遭到严重削弱,农村基层卫生防疫网络基本瓦解了。
合作医疗制度的瓦解和“赤脚医生”角色的转换,导致农村初级卫生保健陷入困境,农民失去了基本的医疗保障。2003 年,中国政府提出了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规划,颁布了《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以重建农村初级卫生保健服务体系。然而,新农合制度与乡村医生的医疗服务之间还存在许多不协调,适应新农合的医疗消费层次和水平的服务体系尚待完善。目前,许多乡村医生仍然处于上无拨款,下无补助,靠医疗业务收入发工资,其他均无保障的境况。此外,新农合主要是疾病诊治的费用补贴制度,而对预防保健和公共卫生没有给予关注。
“赤脚医生”是中国在社会经济不发达情况下,主要依靠政治动员来解决农村基本卫生保健问题的一次尝试。尽管这一尝试也曾受到种种批中华医学杂志,
1934,20(9):1113。
[2] 陈海峰,中国卫生保健史.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267.
[3] 黄树则、林笑士主编. 当代中国的卫生事业.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13.
[4] 毛泽东,毛泽东思想万岁(内部资料).1970: 135.
[5] 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上海市的调查报告. 红旗. 1968, 3: 20-26.
[6] 崔月犁主编. 中国卫生年鉴.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4:60.
[7] 卫生部. 中国卫生统计年鉴. 北京: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2005:54.
[8] Lampton DM. The politics of medicine in China. Dawson:Westview Press, 1977: 229.
[9] 健康报社论. 采取革命措施大力培养农村卫生人员. 健康报,1965 年8 月14 日.
[10] 张自宽等. 关于我国农村合作医疗保健制度的回顾性研究. 中国农村卫生事业管理. 1994,14(6):4-9.
[11] 张自宽. 农村基层卫生人员的前进方向——纪念邓小平同志关于赤脚医生谈话 30 周年. 中国农村卫生事业管理, 2005, 25(7): 5.
[12] “文革”期间的一些报道指出,如果赤脚医生只注意提高医疗技术,就会偏离为农民服务的基本宗旨。参见,怎样办好合作医疗(第一、二、三辑).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1974.
 楼主| 发表于 2012-8-13 11:17:12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彭首一 于 2012-8-14 15:58 编辑

政府与农村基本医疗保健保障制度选择
朱 玲
1986 年中国政府曾明确承诺,要在2000 年实现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目标。对于一个农村人口依然占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这个目标的实现不仅需要增加公
共卫生投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村基本医疗保健保障制度的选择。
经济改革以来,农村三级预防保健网在财政分权制下面临着公共投资下降的挑战,合作医疗制度的覆盖面随着人民公社的解体加速萎缩。在医药市场不规范而政府价格干预政策有误的情况下,药价飞涨但医疗服务定价偏低,故而医疗机构和个体医生为追求收入滥用处方权,使得医药费用高昂,农村低收入人群有病看不起的现象日趋严重。为了扭转这种局面,政府在投资改造公共卫生保健设施和整顿医药市场的同时,寄希望于改革和重建合作医疗制度。近年来全国各地区都展开了与此有关的制度试验,然而维持试验的运转尚且不易,大面积推广更是举步维艰。1998 年,合作医疗制度的人口覆盖率在高收入地区达22.2% ,但在中等和欠发达地区仅为1%-3% (卫生年鉴编委会,1999)。
如何在农村社会经济组织结构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建立适应于这种变化的基本医疗保健保障制度,仍是一个亟待探索的领域。已有的试验无疑为开展这一专题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基础材料。有鉴于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浙江省鄞县、安徽省宣州和河北省易县都在进行合作医疗制度试验,笔者于1999 年11-12 月在这几个县进行了初步调查。以下将主要根据调查所得和现有的文献及档案资料,回顾合作医疗制度的兴衰,说明经济改革前后农村基本医疗保健服务供给制度的变化及其影响,分析目前制度实验所遇到的问题,并着重讨论政府在农村基本医疗保健保障制度建设中的作用。
基本医疗保健服务的可及性与可得性
身处不同社会的人们对自己所应获得的起码的医疗保健服务项目及服务水平都有一种广泛的认同,由此也就产生了特定社会经济条件下的基本医疗保健服务标准。根据我国卫生部等国家机构1990 年制订的规划,"2000 年中国农村人人享有卫生保健" 的最低限标准涉及村卫生室覆盖率、儿童计划免疫疫苗接种率、食品卫生合格率、健康教育、安全卫生饮水和卫生厕所普及率递增及婴儿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和传染病发病率递减等12 项量化指标(卫生部、国家计委、农业部、国家环保局、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1990)。这些指标可以说是中国公众对20 世纪末农村防疫防病、妇幼保健、常见病多发病治疗以及环境、饮水和食品卫生保障的最低要求,也是各级政府必须通过公共支持和干预手段所应达到的目标。
基本医疗保健服务领域之所以需要政府干预,首先是由于它实乃国民维持正常生存所必需,国家承诺人人享有这种服务如同保障全体国民获得食品安全一样,反映了特定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对此,国际社会有着广泛的共识。就连近年来一直推崇经济自由化市场化的世界银行也强调指出,健康服务产业是一个不能听凭市场调节的领域(WorldBank, 1997)。其次,在以知识经济为特色的21世纪,国家承诺人人享有基本医疗保健,显然还出于保护人力资源、改善劳动力整体素质从而提高国家竞争力的需要。世界各国政府对"2000 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 的全球目标纷纷做出积极承诺的行动,即可证明这一点。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一方面需要改善基本医疗保健服务的可及性,即保障服务供给提高服务质量,使所有社会成员都可以方便地获得质量可靠的服务。另一方面,则必须改善基本医疗保健服务的可得性,即规范医药机构行为、遏止医药价格飞涨。并实行收入再分配,使全体国民尤其是低收入者有能力购买这些服务。
可以看到,各国政府对医疗保健领域的管理和协调,都是从这两个方面着手采取干预措施的。本文对改革前后农村基本医疗保健制度建设的回顾和分析,也将循着这条思路延伸。
合作医疗制度的功用究竟是什么
谈到经济改革之前的合作医疗,已有的文献总是把它与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公费医疗和企业的劳保医疗并列,将其视为当时覆盖城乡不同目标人群的医疗保险制度(卫生部医政司,1997)。然而从这些制度各自的财务资金来源和对受益人群及受益内容的规定来看,三者其实均无保险的成分(王崇一等,1986)。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是城市公有单位的机构福利。合作医疗则是在村庄范围内,由农村集体生产/ 行政组织和个人共同出资购买基本医疗保健服务、实行健康人群和患病人群之间医药费用再分配的一种互助组织形式。??
一些权威文献对合作医疗制度的误解,还不仅仅是错把一般的互助当保险,而且还把医疗保健服务的集资供给与集资购买行为混为一谈,以致对合作医疗制度的实际功能和运行机制的判断偏离事实。例如1952 年前后,东北地区一些农民以集资入股的形式兴办医药合作社或卫生所,这一事物即被视为合作医疗制度的雏形(卫生部医政司, 1997)。其实,它只是个人以合作形式投资农村基层医疗保健设施从而改善供给(即服务可及性)的行动,而并非是人们所普遍理解的合作医疗制度。农民以合作形式来分担部分医药费用的创举,发生在20 世纪50 年代中期山西、河南两省的个别农业生产合作社。办法是社员出" 保健费" ,合作社将部分公益金作为补助,对在本社保健站看病的社员给予一定的价格优惠。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是为了改善医疗保健服务的可得性,即加强患病人群的购买力。这种组织方式,也正是后来人民公社时代推广普及的合作医疗制度。
合作医疗制度是否依存于集体经济组织
论及20 世纪80 年代合作医疗制度的迅速衰落,一个流行的说法是将其归因于人民公社的解体。然而笔者从调研地区农民的口述和安徽凤阳县1949-1983年的档案材料中获知,合作医疗制度实际上在公社最稳定的时期就难以为继,它的衰落是自身缺少制度可持续性的结果。
合作医疗制度在1959 年11 月于山西稷县召开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得到肯定,从60 年代起在全国推行,但真正普及是在" 文革" 期间。1968 年毛泽东批发了湖北省长阳县乐园公社办合作医疗的经验,称赞" 合作医疗好" ,于是这一制度在全国农村迅速推广。但后来的事实表明,这一制度并不像媒体宣传的那样具有旺盛的生命力。除了极少数相对富裕的社队,多数社队的合作医疗制度都是春建秋散,难以持久。从凤阳县卫生局保存的工作报告中可以看出,仅在1969年到1979 年的10 年间,合作医疗制度就已经几度大起大落。该县1969 年开始试点,到1971 年全县342 个生产大队都实行了合作医疗。可还不到两年,这一制度的推广就" 出现了一紧二松三垮台四重来" 的局面。...... 截至1973 年底,全县只有两个公社和5 个大队在办合作医疗,占大队总数的15.8% ".1975 年4 月,卫生局报告:"1974 年底,实现合作医疗的大队比率上升到88%". 1977 年11 月的汇报则显示:" 去年实行合作医疗的大队占总数的94.4% ,......今年占总数的83.5%".1979 年底公布的有关统计更不容乐观:" 全县仅有24.5% 的大队实行合作医疗" (王耕今等,1989)。
既然合作医疗的瓦解并不取决于集体经济组织的存在,那么它缺少可持续性的原因究竟何在呢?笔者以为,第一是财务制度不可持续,资金来源有限但支出却没有控制。凤阳县卫生局1983 年在概述1949-1982 年的工作时提到:合作医疗的资金筹集标准,是" 根据大队不同情况,最多每人1 元,最少每人1 个鸡蛋".关于医药支出则规定" 社员除交纳5 分钱挂号费外,其他费用由合作医疗负担。" 在以公社为单位举办合作医疗的情况下," 本公社治不了的病人转到外地的一切费用由公社医院负担" (王耕今等,1989)。这种制度设计,显然对患者可能具有的" 道德损害" (即过度消费医药服务的倾向)未加约束。
不难看出,这一制度或迟或早终将破产。安徽省宣州市养贤乡竹园村" 文革" 期间的大队会计回忆说,1971 年每人每年集资1 元建立了合作医疗制度,大家都觉得医药费减免有好处,有了病就去看,结果每年都是财务收不抵支,可是谁也不愿增加缴费,集体补贴了几年就支持不下去了,1976 年大队的合作医疗
便彻底垮台。
合作医疗垮台的第二个主要原因,是干部和社员在享受医疗保健服务中的不平等。一方面,社队干部及其家属率先过度消费,多拿药拿好药。另一方面,在实行个人按一定比例缴纳医药费用的地方,干部及其家属带头欠账。以至于社员认为合作医疗就是" 群众交钱,干部吃药" ,丧失了对制度公平的信心。也许正因为注意到了这个事实,凤阳县卫生局1983 年在关于整顿农村卫生组织的文件中强调:" 谁看病谁给钱,改变过去合作医疗时干部看病特殊化的现象。" 既然合作医疗制度运行中的道德损害未被严格约束,从社员那里筹集资金就越发困难。不过,由于公社时代生产队掌握着收入分配权,在自上而下要求推广这一制度的形势下,生产队一般在进行年终个人收入分配前,即根据社员家庭人口数从其应得收入中扣除合作医疗费上缴大队,从而轻而易举地避开了挨门挨户收费的难题。这就可以解释当时合作医疗制度何以会在短时间内迅速普及又几度起落。
可是,当收入分配机制随着农业生产家庭承包制的实施而发生变化的时候,合作医疗费的筹集在大多数村庄那里就成了难以逾越的关隘,因而使得衰落下去的制度未能再度崛起。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虽然合作医疗制度的瓦解并不取决于公社的解体,而是其内在运行机制的缺陷使然,但它的迅速推广和普及却是以集体经济组织的存在为前提的。
农村基层公共卫生机构与集体经济组织
农村基层公共卫生机构的运行,与集体经济的强弱息息相关。这种联系在很大程度上来自经济改革之前的基本医疗保健服务供给机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广大农村地区严重缺医少药,人民健康指标属于世界上最低水平的国别组(WorldBank, 1997)。为了扭转这种局面,政府一方面投资于预防活动,另一方面整顿已有的卫生工作队伍,建立基层卫生组织。到1965 年,农村绝大多数地区的县、公社和生产大队都已建立起医疗卫生机构,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三级预防保健网。其中公社卫生院的运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社队财务的支持,大队卫生室则几乎完全靠集体经济维持。
卫生室的房屋和器械由大队投资,流动资金和人员经费主要是生产队拨付。从1968 年11 月凤阳县革委会发出的有关卫生工作的通知中可以看到,半农半医的卫生员由生产队记工分,工分水平不低于同等劳动力;脱产赤脚医生按大队干部的报酬水准获得工分和现金补贴。药金从各生产队的公益金中抽取,作为药品周转金。社员看病用药的药费按成本收现金。
经济改革以来,县乡卫生机构的资金来源中财政拨款所占的份额逐渐下降,其运行越来越多地依赖于收费。农业集体生产组织解体之后,保留村级卫生室所需资金来源亦成了问题。据统计,全国大约50% 左右的村卫生室已变成了个体医疗点(卫生年鉴编委会,1999)。还有一些卫生室在形式上承包给卫生员,但实质上由于村委会放弃了管理而与个体医疗点没有什么差别。
那些保留了村卫生室并能拨付公益金来支付卫生员工资的村庄,或是拥有收益稳定的非农公有资产,或是居民户平均收入水平较高从而相对容易筹资。据此可以判断,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解体导致了基层卫生机构规模巨大的私有化。这意味着原有的预防保健服务体系的组织结构发生了巨变,它无疑会对基本医疗保健服务的可及性和可得性产生强烈影响。
体制转型中的基本医疗保健服务供给问题
在村级卫生机构私有化和医药供给市场化的情况下,倘若健康服务领域有着健全的监管机制,村民还不至于因制度转换而在获得服务方面蒙受实质性的损失。然而问题恰恰在于,经济体制转型期间不仅监管机制不健全,政府监管部门的管理行为也不规范,这就使村民失去了获得价格合理质量可靠的预防保健服务的保障。对此,笔者走访过的县乡官员、村干部和农民总是通过比较改革前后的服务供给状况来加以证明。无论是在富裕的鄞县、中等发展程度的宣州还是贫困的易县,稍微上点年纪的人都对毛泽东1965 年有关" 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的指示记忆犹新,认为与贯彻这一指示相关的城市医疗队下乡、卫生保健网延伸到村庄等措施,使农村缺医少药的局面大为改观。赤脚医生虽然医术不高,却也足以使患者" 小病不出村" ,吃药打针都方便。尽管那时农村经济力量薄弱,农民收入低下,但国家制订的西药药品价格也不高,赤脚医生又普遍采用收费更加低廉的针灸和中草药,所以在村里看病吃药都还便宜。
这些当事人的感受可以通过经济改革前30 年的统计数据得到证实。仅就1950-1975 年这一期间而言,中国的婴儿死亡率从195 ‰降到41‰,人均预期寿命从40 岁提高到65 岁(UNDP, 1997)。这些平均数虽不免会掩盖城乡和地区间的差别,但其变化趋势毕竟足以反映农村卫生事业的巨大成就。为此,中国曾被国际上许多发展经济学家视为在低收入水平下通过公共支持实现社会发展的典范(Dreeze and Sen, 1989)。考虑到合作医疗制度在绝大多数地区并不曾巩固过这一事实,那么撇开社会相对稳定、农民收入有所提高和文盲率逐渐下降等因素不谈,此间农村人口健康指标的显著改善,主要是政府对公共卫生事业持续投资、基本医疗保健服务有着广泛的可及性且服务的分配趋于均等的结果。
经济改革以来,中国经济曾连年高速增长、农民家庭收入普遍提高,这无疑会增强农村人口的医疗服务购买力并对他们的健康状况产生积极影响。
据1990 年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我国的婴儿死亡率为32.9‰,人均预期寿命达到68.6 岁。与70 年代中期相比,健康指标有了进一步的改善。但不容忽视的是,农村居民有关看病吃药既不便宜又不方便的抱怨日益强烈。已有的文献和笔者的调查都表明,问题主要出在基本医疗保健服务的分配和供给方面。
第一,城乡之间医疗保健资源分配不均等的状况加剧。1998 年与197 8 年相比,我国每千人口的医院卫生院床位数、医生数和护师护士总数分别增加了20.7% 、49.5% 和199.5%. 可是农村人口从上述增长中享受的好处极为有限。医术较高的医务人员多聚集在县城和县以上的大医院(Wong,1997),近20 年的农村防疫站、妇幼保健站和乡卫生院改造项目主要是改善了乡以上卫生机构的物质条件。但农村大多数人口最经常利用的卫生资源是村卫生室或个体乡村医生;而村里的卫生人员多半是30 年前只受过短期培训的赤脚医生或是他们的子女,虽然或多或少都参加过一些后续培训,但终究由于缺少专门训练而难以满足日益复杂多样的基本医疗保健需求。更值得注意的是,1998 年新疆、宁夏、贵州、青海和甘肃大约有30%-40% 的村卫生室竟然没有高压消毒锅(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999),当地村民是否能够得到可靠的医疗服务因而也就成了问题。在人员专业水平低和设备条件差的情况下,村级卫生人员一般除了应对常见的小病症,多半是建议患者转诊。
按常理,乡卫生院应该是转诊的首选。但据笔者所做的调查,在类似鄞县这样的发达地区,乡级医疗技术力量还优于村级;而在其他地区(例如宣州和易县),乡村两级卫生人员的业务水平往往不相上下。因此,多数转诊患者干脆直接去县医院。结果是患者及其亲属不得不支出更多的时间和交通费用,甚至还得承受贻误病情的风险。与此相关的另一个结果是乡卫生院门诊萧条设备利用率低,为了增加收入就越发采用杀鸡取卵的方式滥用处方权或卖低质高价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999)。不言而喻,所有这些经济负担最终都要落在患者身上。全国第二次卫生服务调查结果显示,1997 年我国农村年人均医疗费226.8 元,与1992 年相比,每人门诊费用增加了3.3 倍,住院费用增加了2.1 倍,远远超过同期农民收入增长。难怪国家在此期间虽然对农村三级卫生网投资不少,农民还在抱怨就医不便药品太贵。这说明,仅仅是由于投资
纵观不同地区的制度试验,无论何种形式,或多或少都有改善基本医疗保健服务可及性和可得性的作用。但若要论及分散风险,则只有那些补贴患者的制度还有少许功能。然而,凡推行此类制度的村庄或乡镇都在操作上遇到了一些两难的问题:第一,根据健康保险的原理,最有经济效率的风险分担方式,莫过于在较大的投保人群中,对发生频率较低但治疗费用较高的疾病进行保险(费尔德斯坦,1993)。可是目前的集资医疗保障制度多在村庄一级试行,对于资金筹集而言不可能形成具有经济规模的投保人群。如果将规模微小的基金仅用于补偿经济风险较高的疾病治疗费用,则因受益面太小而难以保持较高的缴款率。如鄞县庙堰村村民的缴款率还不足70% ,宣州试点村的缴款率也呈下降趋势。如果将补偿重点置于发生频率较高但治疗费用较低的疾病上,受益面虽然较大却并不经济,因为它既导致较高的管理成本又增加患者的交易费用。用农民的话来说是"为了这么点儿小钱跑来跑去办报销手续不值得!" 这样就有了石矸镇那样的折衷办法。但基金往往便因此入不敷出,其超支部分每年由镇财政负担70% ,村财务分担30%.可以说若无村镇两级强大的公共补贴做后盾,此类制度断难持续。
第二,保险领域的经典难题,即供求双方都会出现的" 逆向选择".无论在哪个村庄,都是高危人群拥护建立合作医疗基金,健康人群却不愿参加。一些村委会通过实行以户为单位参加、按各户人口缴款的规定暂时解决了这个难题。但一旦出现慢性重病患者,就可能由于集资所得注定主要用在这些人身上而使其他人家不再愿意缴款。不过,含有公共补贴的合作医疗既然是村庄提供的福利,就没有理由排除任何村民参加。在这种情况下,往往是以损失制度为代价而使作为直接组织者的村委会得以解脱。鄞县有个村庄至今尚未建立基金,就是因为村里有个需要定期进行血液透析的肾病患者。
第三个两难的问题是患病人群和低收入人群不相重合,在按人头平均收费和只报销部分医药费用的情况下,即使对低收入人群设定较低的报销起点和较高的补偿封顶线,由于收入较高的人群一般比低收入人群更多地利用卫生资源,还是可能受到低收入人群的补贴。但倘若根据收入水平缴款,一方面由于必须确认居民户的收入而增加村委会的筹资成本,另一方面还会因此引发农户和村委会之间的纠纷。而如果放弃部分补偿医药费的原则,则难以防止患者的过度消费行为。
可见,这些两难的问题在目前推行的合作医疗制度框架内是无法解决的。多数从事制度试验的人已经意识到,实行强制性的社会医疗保险将不失为一条出路,但却只可能在乡村工业化程度高、居民普遍属于全国农村最高收入组的县域内起步。至于占全国农村大多数的中等和欠发达县,则需要通过调整供给组织、规范医药市场和加强社会救助等干预手段来改善基本医疗保健服务的可及性与可得性。
政府干预的切入点
经济体制转型期间,在乡村医药供给并不短缺的情况下,却出现了看病吃药既不便宜又不方便的问题,说明基本医疗保健服务领域亟待治理。迄今为止政府对服务供给的干预和引入合作医疗制度的努力,尚未取得预期的效果。笔者认为,还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措施可供选择:第一,实施对政府监管部门的有效监督。加强对药品生产、销售环节和医疗机构的监管,早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这在最近出台的医疗卫生改革方案中得到了贴切的体现。方案中有关区分公立私立医院两大系统、分离医院医疗服务和药品营销部门、成立卫生监督所等措施,为加强监管提供了组织上和制度上的保证。不过,为了解决依然存在的监管不力的问题,就有必要建立对政府监管部门进行监督制衡的机制。联邦德国设立" 社会法庭"专司民众对政府监管部门诉讼的做法,值得借鉴。
第二,重建村级公立卫生室。经济改革前后的实践证明,与私立医疗点相比,村民共有的卫生室除了提供医疗服务外,还能更有效地承担群体预防、保健知识传播和组织改善环境卫生活动等多种社会功能。因此,重建村级公立卫生室并促进其服务水平的提高,对改善乡村人口的健康指标,将会是一种最有效率的投资。这就有必要通过立法保证村级公立卫生室像村庄小学一样有稳定的财政支持。这种组织建设必将有利于全国范围内双轨(公立和私立)
医疗保健体系的建立,从而保证都市城镇和农村基层都有公立卫生机构承担基本医疗保健服务供给的任务改革前,农民既投资于基层卫生机构,又对所购买的医疗保健服务完全付费。城市医疗机构的投资则来自公共开支,城镇公有机构和企业的就业人员还可享受医疗保健服务费用减免的福利。如果说这种情形在国
家工业化初期财力极端紧缺、城市普遍实行低工资的条件下尚有一定的合理性的话,那么在城乡收入差距不断增大的今天,这样的合理性已不复存在。据世界银行专家组的估算,中国城市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制度覆盖的人群仅占全国人口的15% ,然而却占用了政府卫生支出的2/3 (WorldBank ,19 97 )。可见,仅仅是出于校正城乡之间分配不均等的目的,也应重提" 将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的原则,通过增加农村基层公共卫生支出而使政府投资向乡村倾斜。
在各级政府财政普遍拮据的情况下,这种设想似乎可望而不可即。
但若调整现有财政支出结构,就有可能起步。目前县乡两级医疗和计划生育服务机构各成系统,资源利用率低下。倘若将计划生育纳入医疗保健系统的服务范围,即可将节约的大量经费投向村级公共卫生室。进一步讲,由于卫生室的服务对象是既定村庄范围内的人群,从" 谁受益谁付钱" 的角度来看,这一受益群体也有参与投资的义务。这种参与在发达地区已没有实质性的困难,在贫困地区可从发展援助中拨出专款替代,在其他地区,则有可能通过创造公共资产来培育稳定的村庄收入来源。例如,香港乐施会在内地实施的一个妇女发展项目,就是资助农村妇女开辟和经营公共林地,将收入用于村卫生室的重建及其妇幼保健活动。
第三,投资于村卫生员的教育和培训。基本医疗保健服务并不意味着低质量的服务,提高现有村卫生员的技能并培育医术更高的后备力量,是改善服务质量的关键。90 年代以来开展的乡村医生培训项目,解决了基层卫生人员数量不足的问题,但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支队伍知识结构陈旧、专业水平偏低的状况。特别是西部地区(例如四川和贵州)的乡村医生,接受培训率仅为30% (卫生年鉴编委会,1999),胜任社区综合医疗保健服务职能的卫生人员更少。
为此,有必要在继续定期对现有乡村医生进行在岗培训的同时,设立村卫生员更新培育项目。可以考虑分期分批从行政村选拔尚未接受专业教育的年轻卫生人员和具有初、高中文化水平的青年,进行3 年左右中等专业水平的综合医疗保健教育,用项目经费对所需学费和生活费给予部分补贴。采用合同形式规定他们毕业后去县医院或乡卫生院实习,然后通过考试取得乡村医生资格回村从事基本医疗保健工作。对于西部贫困县,则需要动用部分扶贫资金既扶持卫生员的教
育和培训,又支持当地的村级卫生室配备必要的医疗器具,还要加强医政药政部门对卫生室设施和医疗纪录的经常性检查。这种投资将不仅保证农村基层社会的老百姓直接分享西部开发项目的好处,而且还会促进以村庄为基础的社会发展。
第四,增加对农村防疫防病、健康教育和营养及生活习惯干预项目的投资。免疫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能通过防止疾病的发生而从根本上降低整个人群和国家的医药费用。因此,投资于群体预防项目具有" 四两拨千斤" 的高效率。但这些项目涉及的都是典型的公共产品供给,如同构筑江河堤坝一样对公众有利,而服务提供者却由于不可能确认所有受益者而难以得到足够的支付,故而需要政府直接投资。否则这些服务的供给将低于群体预防所需要的水平。
我国正在实施的儿童计划免疫和孕产妇保健保偿项目,使农村孕产妇和儿童死亡人数在20 世纪90 年代分别减少了50% 左右。但这些指标在西部农村还远
远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故而需要中央和省级政府对这两类项目继续提供援助。
此外,儿童低体重和生长迟缓患病率在国际上被定为21 世纪衡量社会平等的一个标准,因为这两种发育状态反映的都是长期慢性营养不足的结果,而儿童营养不足的直接原因就是贫困。我国1998 年的食物和营养监测结果显示,城市5 岁以下儿童低体重率和生长迟缓率分别为2.7%和4.1%,农村的患病率分别为12.6% 和22.6% ,而患病率高出全国农村平均水平1 倍左右的地方都分布在西南和西北省/ 区(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和国家统计局,1999)。儿童身体发育不
良不仅将使他们的智力发育受损,而且还增加了他们成年后罹患冠心病、高血压等慢性病的危险。如果对4 个月到2 岁儿童的食物添加动物性食品和蔬菜水果,就可以有效地降低儿童低体重率和发育迟缓率。这就足以显示儿童食品添加项目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由于此类项目的目标人群主要是贫困人口,因而理应纳入乡村扶贫计划
上述预防保健项目主要覆盖的是妇女和儿童。如果政府能像组织碘添加项目一样,借助于农村三级卫生保健网的知识推广功能和媒体的信息传播作用,推进大规模的健康和营养教育项目,即可将现代防疫防病活动的覆盖面扩展到其他人群。
第五,实施医疗救助计划,缓解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的现象。建设有效运行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推行预防为主和采用低成本高效益医疗技术的方针,有可能保证人人享有基本医疗保健服务,但却不可能完全防止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发生,因为这些干预供给的手段不具备分散风险的功能。具有这种功能的是商业健康保险和社会医疗保险。然而前者排斥健康状况不良的人群参保,后者则需要具有较高收入水平的大规模参保人群、国家法律强制、法定保险公司具有较高的基金管理水平和良好的信誉等前提条件。这些条件在我国绝大多数乡村地区尚不具备。目前,财力殷实的乡镇和行政村已采用救济措施援助低收入者就医。一些不具备这样实力的村镇正在试行集资医疗制度来达到这个目的。然而,仅仅是高昂的组织费用就表明此类制度缺少可持续性。这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世界银行在陕西、甘肃、贵州、福建、安徽、河南和山西等地资助的合作医疗保险制度试验中已经得到印证。据试验的组织者们反映,如果没有政府各级主管部门每年大张旗鼓地组织缴费动员" 战役" ,并辅之以大量项目经费的投入,这些制度根本不可能运行。而一旦遇到自然灾害,基金就因农户集体拒绝缴费而垮台。相形之下,直接设立政府或非政府医疗救济基金来扶助贫困人群,才是更为经济可行的办法。
主要参考资料:
卫生年鉴编委会:《中国卫生年鉴》,人民卫生出版社1999 年版,第168-1 69、396 、410 页。卫生部医政司:《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实施方法概论》,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 年版,序言部分第1 页,绪论第2-4 页。
王崇一等:《当代中国的卫生事业(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年版,第63-67 页。
王耕今等编《乡村三十年(下):凤阳县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实录(1949-198 3 年)》,农村读物出版社1989 年版,第568-580 页。
费尔德斯坦、J.保罗:《卫生保健经济学》(中译本),经济科学出版社19 98 年版。
卫生部、国家计委、农业部、国家环保局、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关于我国农村实现"2000 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 的规划目标(试行)》,1990 年3 月15 日。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把儿童权利落到实处:中国-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合作战略2001-2005 》(草案),1999 年,第8-9 页。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中国西部五省/ 区抽样村卫生室观察表-1》,1999 年。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 年版,第741 页。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 年版,第149-159 页。
和钟华主编《大山的女儿》,贵州出版社1998 年版,第20-21 、44、364-3 84 页。
王健民:《药品价格为啥这么高?》,见1999 年12 月14 日《经济参考报》第2 版。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和国家统计局:《中国食物与营养监测(1998)》,19 99 年,第4-25页。
Dreeze and Sen, 1989 , Hunger And Public Action , pp.206-210 , Cl arendon Press ,Oxford.
UNDP, 1997 , China: National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p.9 , Beij ing.
World Bank, 1997 , Financing Health Care, pp.28-29 , China 2020 Series, Washington D.C.
Wong,Christine P. Wed. , 1997 , Financing Local Government in th 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 pp.249-259, Published for the Asian D evelopment Bank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ong Kong.
 楼主| 发表于 2012-8-14 14:47:42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彭首一 于 2012-8-14 15:17 编辑

Health care in China: a rural-urban comparison after the socioeconomic reforms
Leiyu Shi1(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ealth Administration,School of Public Health,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Columbia,SC 29205, USA.)
This article provides an overview of the current Chinese health care system with particular emphasis on rural-urban differences. China's post-1978 economic reforms, although they improved general living standards, created some unintended consequences,as evidenced by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rural cooperative medical system and the sharp reduction in the number of "barefoot doctors" both of which were essential elements in the improvement of health status in rural China.农村合作医疗体系瓦解及赤脚医生数量的锐减就是证据,这两者都是中国农村地区健康状况提高的基本要素。 The increase in the elderly population and their lack of health insurance and pensions will also place enormous pressure on services for their care. These changes have disproportionately affected the rural health care system, leaving the urban system basically intact, and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rural-urban disparity in health care.Based on recent data the article compares current rural-urban differences in health care policy, systems, resources, and outcomes, and proposes potential solutions to reduce them.

Introduction
With a population of 1130 million in 1990, China is the world's most populous country,accounting for 21% of the global population and for 28% of those living in developing countries.(J-2). China is also the largest agricultural country in the world with over 70% of its population living in rural areas.a Since 1949, whe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as established, improved social conditions and health services have given the Chinese people vastly improved health status. The near doubling of life expectancy from 1949 to the present time (from 35 years to 69 years) has put China on a par with developed countries (3). Overall mortality has fallen from 25 to 6.6 per 1000 population. Infant mortality has also declined markedly from 200 to 34.68 per 1000 live births, which compares favourably with the average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of 92 per 1000 live births and the average global level of 81 per 1000 live births (4-6). Many features of China's health policy and system have been embodied in WHO's principles for community-oriented primary health care and its call for health for all by the year 2000 (7, 8).
Despite these significant achievements, China is facing new problems.From a social policy perspective,changes in the health care system not only reflect health reform measures but also the impact of the general economic reforms. China has now experienced three decades of Maoist-style Communism and one-and-a-half decades of economic and structural reform since 1978. This economic reform has dismantled many aspects of China's Maoist health and medical system, including the cooperative medical system in rural areas (9, 10). Demographically, aging of the population presents a major challenge; 90 million people are aged over 60 years (8.59% of the population) and this is expected to increase to 130 million (11% of the population) by the tum of the century (11-13). Population aging and the continued growth of the population put significant demands on health care resources. In addition, health care costs have increased dramatically. A recent survey of hospitals from 13 provinces found that medical costs have increased by 30-50% annually since the economic reforms (14). These escalating medical costs were ascribed to a number of factors, e.g., inflation and the fact that health care providers were disadvantaged by price reforms that increased their costs but continued to freeze the charges they were allowed to make to patients and insurers (15). The charges for outpatients, inpatients, and medical operations account, on average, for 29%, 63% and 40%,respectively, of the actual costs of these services (16).
These problems interact and exacerbate the disparity between rural and urban health. During the 1980s,the rural people's communes were dismantled,as was the cooperative medical system, which was organized and highly subsidized by the production brigades under the communes. Today, in most of China's rural areas, health care has shifted to a fee-for-service system, in which the former rudimentary arrangements for health and medical insurance have not been preserved (15). Reduced access to medical care has already been experienced in some rural areas (17), although urban residents are more or less covered by state insurance because of workrelated benefits.
Over 80% of the elderly in China live in rural areas (18). Unlike most of the urban elderly, who generally receive a pension of 70-80% of their final salary when they retire, the rural elderly are mostly agricultural farmers, primarily dependent on their children and savings for old-age support (19). As the size of families becomes much smaller owing to strict family planning policy, and family members migrate to urban areas, the future care of the rural elderly in China is of great concern (20-22). The aging of the rural population will also mean aging within the elderly group. Of today's rural population aged 65 years, 70% are aged <75 years; in the future,however, an increasing proportion of the elderly will be older and more frail (23-25). Today's systems of rural support for the elderly and rural medical care are inadequate to cope with these projections.
The present article provides an up-to-date overview of the current Chinese health care system,with a special focus on rural-urban differences. Much of the information in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data published over the last ten years or identified in Ministry of Public Health internal documents. Since China did not regularly publish information on its health care system until the 1980s, the data presented here may not be complete.
The "systems model" of health services is used to organize the article (26). The "inputs" component of the systems model represents the health care resources (e.g., health care professionals and institutions) needed to generate the "outputs" (i.e., to improve the health status of the population and access to care). The mechanism that converts the inputs to outputs is termed "the health care system",which is affected by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representing health care policy. Thus, the article first reviews current Chinese health care policy and then describes the health care system; subsequently,health care resources and outcomes are dealt with.The article concludes by summarizing the current major problems that exacerbate the rural-urban disparity in health and by discussing potential solutions.
Health care policy
The First National Health Conference in 1950 promulgated the general health care guidelines as "serving workers, peasants, and soldiers; putting preven The First National Health Conference in 1950 promulgated the general health care guidelines as "serving workers, peasants, and soldiers; putting prevention first; and developing both Westem and traditional medicine" (27). In view of China's large agricultural population, it is not surprising that the first guideline emphasized the need to serve rural peasants along with urban workers. In 1965, Chairman Mao called upon the Ministry of Public Health to make concerted efforts to promote rural health care (28,29). As a result, urban doctors en masse were regularly sent to rural areas, and paramedics were trained and developed into "barefoot doctors". A cooperative medical system, i.e., a system under which the village collective ran and financed the clinics, paying the barefoot doctors to provide medical care to the villagers, became the dominant health care system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18). Medical expenditures at higher levels could also be reimbursed up to a certain percentage.
Since 1978, China has entered into a new era of post-Mao socialism. The basic tenets of health care policy developed over the previous three decades remained intact. The three most important principles for health development laid out for the 1980s reflect this policy continuation:
- to consolidate and improve further both urban and rural primary health care services;
- to put into effect the principle of "prevention first" and reinforce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and
- to develop and promot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its integration with Western medicine.b
The remaining principles showed additional emphasis on the health care required by the country's demographic and economic environment and included the following:
- to develop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and enhance family planning technical guidelines;
- to advance medical education and accelerate personnel training;
- to intensify and facilitate biomedical research;
- to improve health management by training management personnel and upgrading managerial skills.b
The emphasis on rural health was also reflected in the specific objectives of the Seventh National Five-year Health Plan (1986-1990), listed below(30).
1)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drinking-water, and make safe drinking-water available for 80% of the rural population in coastal and developed areas by 1990.
2) To stress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viral hepatitis, scarlet fever, rabies, malaria, and tuberculosis,and expand immunization coverage to 85% of all children at the provincial level by 1990.
3) To popularize contemporary methods of child delivery and strive to reduce further the death rates of infants.
4) To increase the number of hospital beds by 400 000.
5) To strengthen health services in the county hospitals and encourage multiform village clinics.
6) To increase the number of hospital beds by 80 000 for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develop ethnic medicine.
7) To ensure that 150 000 new medical graduates enter the medical service each year.
8) To reform institutional employment and management.
9) To tighten supervision and control over pharmaceutical products.
10) To exp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lthough objectives 1, 3, and 5 specifically dealt with rural areas, health policy in the 1980s and 1990s was also affected by a change in socioeconomic policy that emphasized individual efforts. In particular, the production responsibility system in agriculture, which was introduced as a replacement for the commune work-point system, necessitated changes in the arrangements for paying village barefoot doctors (18, 31, 32). The responsibility system transferred responsibility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from the collective to the ousehold level. Under the work-point system, the collective had to meet a state crop quota; profits from any excess production went to the collective, which provided for education, food relief, and subsidies to martyrs' and servicemen's families, in addition to health care (33). Under the responsibility system, each household must deliver a quota of crops to the state for a low, fixed price; any excess crops are then sold at the market price with the profits going to the individual household. As a result, there was little money left for the collective to pay for services and in many places the village doctors became fee-for-service practitionners. Govemment subsidies for preventive and health work contributed only 1-2% of doctors' incomes (32).结果,集体仅剩少量的资金来支付医疗服务。因此很多地方的乡村医生开始了按项目收费制来提供服务。政府补助乡村医生开展预防免疫及医疗服务的金额仅占其收入的1~2%。 As a result, most of the cooperative medical system disintegrated and many village clinics closed. A national survey showed that in 1986 only 9.5% of the rural population was covered by cooperative medicine,compared with 90% in 1978 (34). As a result of these changes, many peasants now pay an increasing proportion of their medical costs on a fee-for-service basis.
Another impact of the economic reforms was its emphasis on technology. Urban hospitals bought expensive medical equipment (e.g., computed
tomography scanners) without any regional coordination of their activities. In the rural areas, a uniform examination was established in the mid-1980s for all barefoot doctors (34, 35). All those who passed the examination were given the new title of "country doctor" and licensed to practice medicine; those who did not pass became farmers.
Comparison of health care policy in the pre- and post-1978 periods therefore shows that while the Chinese govemment basically espoused health care principles that built on the rhetoric of earlier policies,substantial changes have occurred in rural health policy since 1978. Specifically, the fee-forservice system has replaced the cooperative medical system and collectively employed barefoot doctors
became private practitioners. The change in rural health policy in tum has affected the health care delivery system, which is discussed below.
Health care system
Fig. 1 displays schematically the current Chinese health care system (30, 36-41). The State Council,the executive branch in China, has direct jurisdiction over the nation's 30 provinces, municipalities, and autonomous regions. Directly below the provincial level is the county govemment, which supervises the township govemment, formerly known as the people's communes. The lowest administrative level is the village, formerly known as the production brigade, which is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the township.On average, each province has 71 counties,each county 25 townships, each township 14 villages,and each village a population of 1000.
Parallel to the administrative system is the health care system. Each county or higher level of govemment has its functional public health unit,which is under the dual control of the corresponding govemments and the public health units at a higher administrative level. Every level of govemment runs hospitals and other specialized health institutions that are directly supervised by the corresponding public health unit. In general, hospitals at the provincial level and above are viewed as urban hospitals and those at the county level and below as rural hospitals.The township health centres are general health institutions operated by the township govemment and supervised by the county department of public health. Village clinics represent the grass-roots level of the health care system, and are run by the village residents committees and supervised by the township health centre.
The principal levels of the rural health system are the village, township, and county. The village clinic is the primary source of care for most rural residents and accounts for half of the rural institutions (42). Such clinics are staffed by village or country doctors (formerly the barefoot doctors) who provide preventive services, matemal and child health services, and simple outpatient care to village residents, mostly on a fee-for-service basis. The township health centre is staffed by assistant doctors with two years of medical education beyond junior high school, and provides treatment for routine conditions as well as supervising the work and training of village doctors. The county hospital usually represents the top of the rural referral system, providing a full range of medical and surgical services, and is staffed by college graduate physicians. The county hospital also provides training for health workers at the lower levels. In 1990 there were 2256 county hospitals, 47 000 township health centres, and 638 580 village clinics in China (3). Every county has at least one hospital, 88% of the townships have a health centre, and 87% of the villages have a clinic.
The post-1978 economic reforms brought one major change to the rural health care system. Previously,the central govemment collected all revenues and allocated a portion to the local govemment, but now only finances institutions directly under its control such as national hospitals, research institutes and medical schools (36). Each province and lower levels of govemment are responsible for their own health care services, thus accentuating the already uneven distribution of health care services between rural and urban areas. With dwindling financial support and limited sources of funds, the health services in some poorer counties and townships have become less prevention-oriented, and prevention programmes are being withdrawn from the township health centres that traditionally provided both preventive and
patient services (43).
The urban areas are mainly served by provincial hospitals (tertiary care facilities) (44).Other urban health care facilities include city hospitals, army hospitals, work unit hospitals, street hospitals, and local clinics; these facilities primarily serve urban residents but well-to-do-rural people can receive treatment on a fee-for-service basis. Following the economic reform, and specifically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responsibility system, urban hospitals have implemented a system of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in which the tasks of each type of health professional are clearly defined and specified and have issued quality-quantity standards. Health professionals are rewarded for exceeding the standards and fined for being unable to meet them; the reward bonus can represent 50-100% of their monthly salaries (15). A similar responsibility system is also being encouraged in rural hospitals because of the chronic underutilization of rural hospital beds (the occupancy rate in urban hospitals averages 85-90% but is <50% in rural hospitals). A recent survey of county hospitals and township health centres showed that, on average,they experienced an annual loss of 10 400 yuan (ca.US$ 2500), with an average occupancy rate of 43.8% (45). The responsibility system has raised the productivity in urban hospitals, but also widened the
economic gap among health professionals, particularly between the rural and urban sectors.
Private practices have appeared in both rural and urban areas.The village clinics, which were owned by the collectives, are being transformed into private practices. In 1989, fee-for-service private clinics accounted for 59.4% of all village clinics, of which 11.1% were group private practices and 48.3% individual private practices (37). In the cities, there were 164 000 private doctors in 1989 (3.4% of all urban doctors) (46), most of whom had retired or resigned from public hospitals and had been permitted to set up their own clinics.
Health care resources
Table I compares the resources and health service utilization in rural and urban areas. The health resources and service utilization in urban areas are much greater than those in rural areas. The per capita national health service fund (NHSF) allocated by the government to the urban areas is 4.34 times the amount in the rural areas. The number of beds and the number of health professionals per 1000 population in the urban areas are 4.33 and 5.53 times, respectively,greater than those in the rural areas; also,the health service utilization rate and the expenditure for services are much higher in the urban areas.
China's national budget includes several items related to health care: the NHSF is the principal source for funding health services at different levels;the construction fund covers the building and renovation of hospitals and other health care institutions;the free medical service fund is used for medical relief and to assist the childless elderly and the disabled; and the medical education fund subsidizes medical education in national medical colleges.Between 1978 and 1988, the NHSF increased from 2242 million yuan (ca. US $ 1121 million) to 7186 million yuan (ca. US$ 1700 million) at an average annual rate of 12.4%;C over this period the proportion that the NHSF represented of the national budget increased from 2.0% to 2.7% (46). Inclusion of other funds and of military health care expenditure increased the total national health care expenditure to 5-6% of the GNP.
There is a wide disparity of health care spending between rural and urban areas in China (47, 48).中国城乡之间存在巨大的健康开支差距。 On average, the NHSF spends 9.80 yuan (ca. US$ 4.90)per urban resident per year, 4.3 times more than the amount per rural resident (2.23 yuan (ca. US$ 1.12))(34, 49).Dndividual health spending is also higher in urban than rural areas. The average annual per capita health services expenses in urban areas are 52.13 yuan (ca. US$ 26.07), 2.8 times greater than in rural areas.
A similar disparity occurs in the distribution of health care institutions and professionals.同样的差距也存在于医疗机构及卫生人员的分布上。 In 1989,the average number of beds was 6.1 per 1000 people in urban areas, and 1.4 per 1000 in rural areas. The number of senior doctors was >3 per 1000 people in urban areas, but <0.5 per 1000 in rural areas (50, 51).
Since the 1978-reforms, the differences in resource allocation to rural and urban areas have increased. Table 1 shows rural-urban differences in hospitals, beds, and health professionals between 1985 and 1989. To gauge the size of hospitals, we used the ratio of beds per hospital; this is, however,an approximation since non-hospital beds were also included in the calculation. In general, urban hospitals were over three times larger than rural hospitals,with an average of 90 beds per hospital compared with 26 per rural hospital. The average size of rural hospitals remained constant over the period 1985-89, but there was a slight decrease in urban hospitals. While the number of urban hospitals increased steadily, the number of rural hospitals declined owing to closures caused by financial losses (45).当城里的医院数量稳步增长时,乡镇医院数量却在减少,主要的原因是缺乏财政支持而被迫关停。 The number of urban hospital beds increased from 4.6 per 1000 people in 1985 to 6.1 in 1989, but the number of rural hospital beds declined from 1.5 per 1000 people to 1.4 over the same period. A similar trend was observed in the number of health professionals,which increased at an annual rate of 4.5-6.6% in urban areas but declined in rural areas;in 1989, there were 12.6 health professionals per 1000 urban residents compared with 2.3 per 1000 rural residents.
Table 2 shows the developments that have taken place in the provision of rural health institutions,hospital beds, and health professionals in China since 1949. County hospitals continued to increase in size after the 1978-reform, regardless of whether this was measured by the hospital beds-hospital ratio,doctors-hospital ratio, or nurses-hospital ratio. The average size of township health centres appeared to increase when measured by the number of beds per health centre and the number of nurses per health centre, but decreased when measured by the number of doctors per health centre.
The number of county hospitals increased annually until 1980 and then declined. A similar trend was observed for township health centres, whose number started to decline after 1980, presumably because of a time lag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rural economic reforms. The number of hospital beds increased at a much slower rate after the reforms.Between 1949 and 1978, the number of county hospital beds increased by over 2600% (880% per decade).In the decade after 1978, the number of county hospital beds increased only by 29%, while the number of beds in the township health centres started to decline after 1980.
The number of health professionals at the county level increased after the 1978-reforms but declined at the township and village levels. As discussed above,the decline in the number of rural doctors may be attributed to changes in the financing system and stricter practice standards. At the county level, the number of doctors, nurses, and administrators continued to increase after the reforms; however, at the township level, while the number of nurses increased, the number of doctors and administrators declined. Most of the reduction in village health professionals was due to the decrease in the number of barefoot doctors (estimated reduction rate, 18-33%) (9, 32, 52).乡村卫生人员的减少主要是因为赤脚医生人数的降低(估计减少的比例为18~33%)
Investment in rural health resources increased dramatically after the revolution in 1949, but the rate of increase slowed noticeably after the 1978-reforms; moreover, the number of hospitals and health centres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Township and village-level health resources were affected most by the impact of the reforms, since the number of health care institutions and professionals were markedly reduced; this reduction could ultimately affect the health status of the rural population.
Health outcome
Current health conditions in China are very different from those that prevailed 40 years ago; instead of the threat of communicable and infectious diseases,China is now mainly confronted by chronic illnesses.当前中国的健康状况和40年前有巨大的不同,在之前中国主要受传染性的疾病影响,而现在中国主要受到慢性病的威胁。Table 3 compares the mortality rates in 1988 for the leading causes of death in rural and urban areas;these causes accounted for >90% of all mortalities.While cancer and stroke were responsible for 42% of the urban deaths, respiratory diseases were the principal killer in rural areas, accounting for 25% of the deaths. The rural population was proportionally more likely to die from injuries and poisoning, tuberculosis,infectious diseases, and neonatal complications than their urban counterparts, who were more likely to die from heart diseases and cancer. In both rural and urban areas, males were more likely to die from cancer, injury and poisoning, digestive system diseases, neonatal complications, and infectious diseases than females, who were more likely to die from stroke, respiratory diseases, and heart diseases.
Table 4 shows selected measures of population characteristics, health status, and use of health resources in rural and urban areas of China. The average urban per capita income in 1989 was 1387.81 yuan (ca. US$ 328), 2.3 times higher than in rural areas. The urban population used more health resources: in 1986, compared with the rural population, they spent 2.8 times more per capita on health
service expenses, having both more outpatient visits (4 per year per person versus 3) and inpatient-days (1.34 days per person per year versus 0.49) There were also more doctors (3 per 1000 population versus 0.98) and beds (6 per 1000 population versus 1.4) in urban areas, while the government spent 4.3 times more on health care in urban areas.
Although it is premature to make the generalization that the rural-urban disparity in health resources leads to differential health outcomes, it is clear that the urban population enjoys better health status than those who live in rural areas. For example, the urban infant mortality rate is 24 per 1000 live births, 60% lower than in rural areas; urban females live, on average, 4.5 years longer than rural females, and the life expectancy of urban males is 3.7 years longer than that of rural males.
Limited data are available to examine the changes that have occurred in health status since the 1978-reforms. However, according to the "two-per-thousand-population" fertility survey that was carried out in China in 1988, the infant mortality rate declined sharply up to 1977, then stabilized for a full decade up to 1987 at approximately 40 deaths in the first year of life per 1000 live births (2, 54).d The weakening of primary health care at the village and township levels where rural people receive most of their care may have affected antenatal care and the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network the most, which would help to explain the lack of further improvement in infant survival after 1978. The Ministry of Public Health has reaffirmed that there are continuing problems with infectious and endemic diseases and a weak infrastructure for preventive and primary care in rural areas (10). Also, a recent study on China's mortality trends noted that working-age males in rural townships have experienced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mortality owing to industrialization(54).
What is relatively clear is that access to health care has been adversely affected in rural areas. The reduction in the number of village health professionals and township health centres represents a major cutback of needed resources from which the rural population obtain their primary health care.尽管作为农村人口获得其初级医疗服务的途径,乡村卫生人员数及镇级医疗机构数都在减少,证明了必需的卫生资源被削减。 Since 1978 China's health system has shifted toward curative medical care and away from preventive activities (42, 43). The long-term health impact of such a shift is a cause for concern since China's success in controlling infectious diseases and increasing life expectancy has been attributed to its emphasis on preventive programmes rather than curative health services (32, 37, 38).
Access to care is not only limited by resources but is modulated by insurance status or income.There is a major difference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with respect to health insurance coverage (21,26, 30, 32, 37). In the urban areas, the government insurance plan, which is financed exclusively from the national budget, provides free outpatient and inpatient services to government employees, college teachers, and college students. In general, only the primary participants are covered and dependents receive no benefit entitlements. Workers and staff employed in state enterprises with more than 100 employees are insured by the labour insurance plan,which is financed exclusively by the enterprise, with no individual prepayments. This plan entitles primary participants to free health care for life and  Their dependents to 50% reimbursement of health care costs. Since most working people are employed either by the government or by state enterprise, most of the urban population has little financial constraints about seeking medical care. In recent years, some urban programmes have introduced cost-containment incentives to insurance programmes; for example, by introducing deductibles, co-payments, percentage of coverage, or monthly payments that recipients can use for medical care or keep if they are not ill. However,these innovations are based on the premise that recipients have access to essential medical care services.
In the rural areas of China health insurance has been organized through a cooperative medical plan with money being provided mainly from local collective welfare funds and supplemented by individual premium assessments.Beneficiaries are entitled to free or substantially reimbursable services and drugs at the village clinics and also at higher level referral centres.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individual responsibility system, local collectives can no longer retain the surplus production output for public welfare services, such as financing cooperative medical care. Because the insurance provided through cooperative medical plans depends on the solvency of the local collective welfare fund, coverage has to be suspended or restricted when this fund is used up. Thus,the rural population, whose income, on average, is less than half that of the urban population, now has to pay to use medical services, increasing the financial
burden imposed by illness.
The people most affected by these changes are the rural elderly. Currently, 6% of the rural population is over 65 years of age, compared with 5% in urban areas (see Table 4). Of the 36 665 homes for the aged, 78% are in rural areas, where >80% of the nation's elderly live; 74% of the beds in these homes are in rural areas. The urban elderly are 25% more likely to stay in homes for the aged than their rural
counterparts.
In urban areas, the elderly are more likely to receive retirement pensions ranging from 60% to 100% of their last wage, depending on their length of service and prior participation in activities during the revolution (18, 55-58). Medical insurance is also included as part of the retirement benefits provided by employers. In rural areas, only the childless elderly and the disabled are taken care of by the collective through a programme, called "the five guarantees",which covers clothing, food, housing, medical care,and burial expenses (12, 59-62). Currently about 6% of the elderly enjoy these benefits. For the majority of the rural elderly who have neither medical insurance nor retirement pensions, the family is their predominant mode of support (63). Recent projections indicate that China will have a substantially older population in the middle of the 21st century (2, 11,12, 64). The increase in the number and proportion of old people and the decrease in average family size because of the strict family planning policy will exert severe strains on the support of the elderly, particularly in rural China (2, 21, 65-69).
Discussion
While economic reforms in China have improved the general standard of living, they have also had some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The originally highly centralized health care system has been experiencing transformations brought about by the changes in the country's administrative system and economic policy.Such transformations are characterized by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rural cooperative medical system and by a sharp reduction in the number of barefoot doctors, both of which are essential ingredients to the improvement of health status in rural China. The increase in the costs of medical services in recent years owing to inflation, and the lack of health insurance among the rural population, will impose an economic burden on low-income individuals and affect their health status. Also, the increase in the elderly population and their lack of health insurance and pensions will place enormous pressures on services for their care. Unfortunately, these changes have disproportionately affected the rural health care system, leaving the urban system basically intact,
and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rural-urban disparity in health care that was reduced during the Maoist era (3, 8-10, 17, 18, 28, 32, 39, 70, 71). The Ministry of Public Health also recognizes this inequality in resource distribution and in access to services as one of the critical problems in the current health system (72, 73). The Seventh National Five-year Health Plan (1986-1990) includes as one of its ten objectives the strengthening of health services in the county hospitals and the encouragement of multi-form village clinics (30).
To reduce this rural-urban disparity, a number of policy concerns have to be addressed as discussed below.
First, in terms of health resources, what is the most appropriate type of professional to provide rural primary health care? Currently in China, the three commonest health providers are as follows: senior doctors trained either in Western or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who have graduated after a fiveor six-year course in medical school after completing high school; assistant doctors, who have had two years of medical education in a technical college beyond junior high school; and country doctorse (former barefoot doctors), who have been educated to primary-school level and have completed 6-12 months of training in public health and primary health care, typically at a county hospital. Thus, it takes 17-18 years of formal education to train a senior doctor, 11 years for an assistant doctor, and less than 7 years for a barefoot doctor. Before the barefoot doctors are replaced by better-trained doctors,the relative cost-effectiveness of the latter at providing preventive and primary care services to the rural population needs to be determined. Health manpower training in China is still limited by its cost. The three-tier referral system that existed before the reform was built on the principle of efficient utilization of available health professionals. In the first tier,  Barefoot doctors provided educational, preventive,and primary care services. Patients with more serious diseases were referred to the second tier (formerly called the commune health centre), which was staffed primarily by assistant doctors. The most seriously ill patients were referred to the county hospital,where senior doctors were available.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such a referral system need to be studied and compared before changes to it are made. In addition, the recruitment and retainability of these professionals in rural areas need to be compared and taken into account. Regardless of what type of doctors are practising in rural areas, their income, which is mostly regulated by the government, should at least be comparable to that of the local population. Currently, rural doctors generally earn much less than capable, ambitious peasants, dampening their incentive to serve in rural areas.
Second, what is the most appropriate method of health care financing - fee-for-service, or insurance,cooperative medicine or a universal, compulsory system? The fee-for-service approach is likely to increase the access gap between rich and poor.With the escalating health care costs that are expected to accompany a more market-oriented approach to health services delivery, the financial burden to care will be too great for most rural people and the incentive to seek preventive care will also diminish. Medical insurance is currently being tried in several wellto- do rural areas (15, 74-76) but its feasibility. acceptability, and manageability remain to be seen.In areas that are still poor, its applicability is certainly limited because peasants do not have sufficient income to pay for the premiums. If cooperative medicine is to be continued, peasants will have to contribute to the local welfare fund from their own harvest income. The psychological difficulty for peasants of having to spend money today on possible future benefits may dampen their enthusiasm for cooperative medicine, especially when they could spend their money on immediately tangible and appealing goods. A universal, compulsory system of financing health care therefore seems to be more appropriate. Such a system is also more likely to reduce the rural-urban and rich-poor differences in access to care.
Third,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to develop a new support system for the elderly that takes into account the impact of family planning policy. The traditional family-based elderly support system is likely to be weakened since strict birth control will reduce both immediate and extended family relationships. To achieve the objectives of both family planning and elderly care, a non-family-based system that combines both medical care and pension assistance should be explored; otherwise, the future care of the rural elderly will be in jeopardy. Currently, collectively financed old-age support is being tried on an experimental basis in many rural areas at various levels, including the village, township, county, and region (77-86). Nine provinces are also currently experimenting with their own social security system that combines resources from the individual, work units, and the state (87); under this system, individuals contribute 2-3% of their income.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appears to be supporting a provincialbased, old-age support system. In addition to financial support, the demand for long-term care is expected to increase substantially as a result of population aging. The current homes for the aged, which are capable of accommodating 4-5% of the elderly,may be insufficient to meet the increasing demand caused by the increase in the elderly population and the decrease in family size.
These challenges have to be met before the rural-urban disparity in health care can be reduced and continued progress made in improving the health status of the population. In order to reach the targets of health for all by the year 2000, whic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endorsed, China has to structure a new system compatible with both the economic policy that emphasizes individual efforts and the health policy that stresses public health.
References
1. Yu, C. [China announces results of last year's census].People's Daily, 20 April 1992 (in Chinese).
2. Banister, J. China's population changes and the economy. In: U.S. Congress,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ed. China's economic dilemmas in the 1990s:the problems of reforms, modern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1, pp. 235-251.
3. Fu, X. [A review of China health services development and policies]. Zhongguo Nongcun Weisheng Siyie Guanli (China rural health services management),1: 9-14 (1990) (in Chinese).
4. China's infant mortality declines in past forty years.China population newsletter, 6(2), April 1989, pp.11, 18.
5. World health statistics annual, 1983.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Geneva, 1983.
6. Ministry of Public Health. [The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of health services development in the past forty years]. Jian Kang Bao (Health gazette),16 September 1989 (in Chinese).
7. Tollman, S. Community-oriented primary care: origins, evolution, applications.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32: 633-642 (1991).
8. Yang, P. et al. Health policy reform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lth services, 21: 481-491 (1991).
9. Liu, X. & Wang, J. An introduction to China's health care system.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policy,104-116 (Spring 1991).
10. Cheng, J. [What are the mistakes in the ten-year health reform?] China health information, 354: 4 (1989) (in Chinese).
11. Banister, J. The aging of China's population. Problems of Communism, 37(6): 71-73 (1988).
12. Liang, J. et al. Population aging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23: 1353-1362 (1986).
13. [State Statistical Bureau announces population census results: statistics of the age structure of mainland population]. People's Daily, 20 June 1992 (in Chinese).
14. Yuan, Y. [An important step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medical and health work]. Jian Kang Bao (Health gazette), 7 August 1990 (in Chinese).
15. Cretin, S. et al. Modeling the effect of insurance on health expenditure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ealth services research, 25: 667-685 (1 990).
16. Han, Y. & Dal, G. [Health economics, health policy, and health reform]. Zhongguo Nongcum Weisheng Siyie Guanli (China rural health services management),6: 1-4 (1990) (in Chinese).
17. Zhu, A. [Exploring the problems of rural health system]. Zhongguo Nongcum Weisheng Siyie Guanli (China rural health services management), No. 10: 25-27 (1990) (in Chinese).
18. Goldstein, A. & Goldstein, S. The challenge of an aging popula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Research on aging, 8: 179-199 (1986).
19. Martin, L. G. The aging of Asia. Journal of gerontology,43: S99-S 13 (1988).
20. Banister, J. China's changing population. Stanford,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21. Croll, E. et al. China's one-child family policy. London,Macmillan, 1985.
22. Hardee-Cleaveland, K. & Banister, J. Fertility policy and implementation in China, 1986-88.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4: 245-246 (1989).
23. Banister, J. The aging of China's urban and rural population. Paper presented at: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nference on China's Population Aging, Beijing,December 1989.
24. Rise in population age results in problems. Beijing Xinhua, 9 May 1989. Joint publications research service, No. JPRS-CAR-89-065, 1989, p. 42.
25. Tian, X. China's elderly surveyed. Beijing review,14-20 November 1988, p. 23.
26. Rakich, J. S. et al. Managing health services organizations, 2nd ed. Philadelphia, PA, Saunders,1985.
27. Chen, H. [China health care]. Beijing, People's Medical Publishing House, 1985 (in Chinese).
28. Sidel, R. & Sidel, V.W. The health of China: current conflicts in medical and human services for one billion people. Boston, MA, Beacon, 1984.
29. Rifkin, S. B. Health care for rural areas. In: Quinn,J.R., ed. Medicine and public health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ashington DC, John E. Fogarty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Advanced Study in the Health Sciences, 1973.
30. Cui, Y. [Public health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eijing, People's Medical Publishing House, 1987 (in Chinese).
31. Parish, W.L. Chinese rural development: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Armonk, NY, Sharpe, 1985.
32. Hsiao, W.C. Transformation of health care in China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310: 932-936 (1984).
33. Parish, W.L. & Whyte, M. Village and family in contemporary China.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8.
34. [National health service research in the rural areas].Beijing, Ministry of Public Health, 1986 (in Chinese).
35. Huang, S. Transforming China's collective health care system: a village study.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27: 879-888 (1988).
36. [Chinese health almanac] (in Chinese). Beijing,People's Health Press, 1988.
37. Hu, T. Health service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Raffel, M.W., ed. Comparative health systems:descriptive analysis of fourteen national health systems. University Park, P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4.
38. Jamison, D. T. China's health care system: Policies,organization, inputs and finance. In: Walsh, J.A. & Warren, K., ed. Good health at low cost. New York, Rockefeller Foundation, 1985, pp. 21-32.
39. Henderson, G.E. & Cohen, M.S. Health car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 view from inside the system.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72:1238-1 245 (1982).
40. Liu, Y.C. China: health care in transition. Nursing outlook, 31: 94-99 (1983).
41. New, P. K. & New, M.L. The links between health and political structure in new China. Human organization,34: 237-251 (1975).
42. Zhu, J. [Exploring rural health care system]. Zhongguo Nongcum Weisheng Siyie Guanli (China rural health services management), 10: 22-24 (1990) (in Chinese).
43. Ministry of Public Health. [The rural prevention organizations are being reorganized in our country].Jian Kang Bao (Health gazette), 13 May 1990 (in Chinese).
44. Cohen, M.S. & Henderson, G.E. Medical car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ccess and cost.Annals of internal medicine, 99: 727-728 (1983).
45. Cai, K. [The future directions of the county and township health institutions]. Zhongguo Nongcun Weisheng Siyie Guanli (China rural health services management), 4: 10-13 (1990) (in Chinese).
46. Ministry of Public Health. [Chinese health statistical digesfJ. Beijing, Ministry of Public Health, 1989 (in Chinese).
47. Hu, T. Issues of health care financing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15C: 233-237 (1981).
48. Prescott, N. & Jamison, D.T. Health sector finance in China. World health statistics quarterly, 37: 387-402 (1984).
49. [National health service research in the urban areas]. Beijing, Ministry of Public Health, 1987 (in Chinese).
50. State Statistical Bureau. [China statistics yearbook]. Beijing, China Statistics Press, 1990 (in Chinese).
51. Ministry of Public Health, Health Statistics Information Centre. [Health services development statistics].Jian Kang Bao (Health gazette), 10 April 1990 (in Chinese).
52. Rogers, E.M. Barefoot doctors. In: Rural health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report of a visit by the rural health system delegation. Washington, DC, (DHHS Publication No. (NIH) 81-2124, 1980, pp. 43-62).
53. Zhou, Y. [An analysis of infant mortality rates in China]. Zhongguo renkou kexue (Population science of China), No. 3, 35-46 (1989) (in Chinese).
54. Banister, J. China: recent mortality levels and trends.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Research, U.S. Bureau of the Census, 1992.
55. Whyte, M.K. & Parish, W.L. Urban life in contem-porary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4.
56. Liu, L. Mandatory retirement and other reforms pose new challenges for China's government. Aging and work, 5: 119-133 (1982).
57. Chow, N. The administration and financing of social security in China. Hong Kong,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1988.
58. Davis-Friedmann, D. Long lives: Chinese elderly and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59. Ministry of Civil Affairs. Exploring rural social security. Hunan, Hunan University Press, 1987.
60. Du, R. Old people in China: hopes and problems. Beijing review, 27: 31-34 (1984).
61. Davis-Friedmann, D. Retirement and social welfare programs for Chinese elderly: a minimal role for the State. In: Nusberg, C. & Masako, M.O., ed. The situation of the Asian/Pacific elderly.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n Aging, 1981.
62. Davis-Friedmann, D. & Schultz, J., ed. Aging China: family, economics, and government policies in transition. Washington, DC, Geronto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 1987.
63. Yang, C.K. Chinese communist society: the family and the village. Cambridge, MIT Press, 1965.
64. Greenhalgh, S. Fertility trends in China: approaching the 1990's. (Working Papers, No. 8). New York Population Council, Research Division, 1989.
65. Kaufman, J. A billion and counting: family planning campaigns and policie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an Francisco, San Francisco Press, 1983.
66. Shi, L. Determinants of fertility: results from a 1989 rural household survey. Social science journal, 29:457-477 (1992).
67. Ma, E. One child, one family.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261: 1735-1736 (1989).
68. Ikels, C. Aging and disability in China: cultural issues in measurement and interpretation.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32: 649-665 (1991).
69. Banister, J. China's momentous population changes. People, 16: 14-16 (1989).
70. Mechanic, D.K. Ambulatory medical car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 exploratory study.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70: 62-66 (1980).
71. Sidel, V.W. Medical care in China: equity versus moderniz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72: 1224-1226 (1982).
72. He, J. Address at: National Symposium on Public Health Policy and Managerial Process for National Health Development, Chanhsha, Hunan, October 1988.
73. Yu, Z. [Health care reform and the basic policy].Jian Kang Bao (Health gazette), 19 May 1991,p. 3 (in Chinese).
74. Peng, L. & Gao, L. Chinese health services management Changchuen, Jil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1988.
75. Cao, G. & Zhang, B.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health care system in rural areas and development research]. Chinese primary health care, 43: 5-10 (1990) (in Chinese).
76. Su, G. & Sun, J. [Survey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medical care and social security insurance in Changsou areas]. In: Exploring rural social security.Hunan, Hunan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177-190(in Chinese).
77. Cheng, W. [Survey of elderly support in Mulin Xiang, Sunyi County of Beijing Suburbs]. In: Exploring rural social security. Hunan, Hunan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130-141 (in Chinese).
78. Gao, Z. & Tang, J. [Social economy and social security in Meitou township of Wenzhou city]. In: Exploring rural social security. Hunan, Hunan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21-33 (in Chinese).
79. Han, M. [Exploring old-age support system in rich rural areas: survey of villages and townships in Jin County, Gan Jin Zhi District of Dalian city]. In:Exploring rural social security. Hunan, Hunan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79-85 (in Chinese).
80. Leng, Y. [Social security at Guanshan village of Wuhan]. In: Exploring rural social security. Hunan,Hunan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171-176 (in Chinese).
81. Li, L. [The current status of elderly support and the desire for future development among the aged of Shanghai suburbs]. In: Exploring rural social security.Hunan, Hunan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150-162 (in Chinese).
82. Wang, J. [The current status and future outlook of elderly support in the suburban areas: survey of Hufang Xiang]. In: Exploring rural social security.Hunan, Hunan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163-170 (in Chinese).
83. Zhang, Y. [Survey of rural elderly support in Wuqin county]. In: Exploring rural social security. Hunan, Hunan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142-149 (in Chinese).
84. Cui, N. Reflections on a social security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ternational social security review, 2: 170-175 (1988).
85. Luo, K. & Yan, W. [The three-combination elderly care model]. People's Daily, 16 May 1992 (in Chinese).
86. Jia, A. New experiments with elderly care in China.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gerontology, 3: 139-148(1988).
87. Zhu, X. [China expands provincial-based old-age support system that combines resources from the state, enterprise and the individual]. People's Daily, 22 April 1992 (in Chinese).
1.jpg
2.jpg
3.jpg
4.jpg
5.jpg

本版积分规则

本文内容不够精彩,我要自己发布

发布新帖

京公网安备 11010202008626号

快速回复 返回顶部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