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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脚医生，曾经是一个光荣而又亲切的称号，“一个药箱一顶草帽行走田间，一根银针一把草药服务乡民”成为了人们对过往年代的集体记忆。 如今，他们被称为乡村医生。在我省，这一群体有37300余人，他们扎根农村、服务农民，承担着守护全省近3600万农村居民健康的重要职责。 近年来，我省不断完善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新农合的受益人数不断增多，受益面也逐步扩大，农民告别了“小病拖大病挨，病倒才往医院抬”的无奈。这一切，离不开在最基层医疗服务机构里执着坚守、甘于奉献的乡村医生。 新年伊始，本报派出记者分赴砚山、兰坪、香格里拉、元谋等地，走近那里的乡村医生，感受他们的甘苦，倾听他们的心声—— “干了一辈子的乡村医生，这里有我的人生价值。” 王绍恒：34年的坚守 出砚山县城，往西100公里是阿舍彝族乡，王绍恒所在的鲁都克村卫生所，需要从乡政府再往西南走20公里的乡村公路。 中午一点多，鲁都克村卫生所门口，一位老乡背着竹篮，用彝族话和王绍恒说着什么。之后，一中年男子急匆匆地走进来，也讲的是彝话，只简单交谈几句，取了一管药水和一支注射器又迅即离开了。 经王绍恒解释才知道，背着竹篮的老乡是在问用药的注意事项，而中年男子是家里的猪病了，来买药水和注射器自己回去打。
王绍恒今年57岁，在村里做医生已经34年。“那时候叫赤脚医生，1991年参加县里面举办的乡村医生培训班之后才取得乡村医生资格证。”王绍恒说，家里祖辈就是“草医”，自己从不忌讳“赤脚医生”的称谓，反倒觉得很贴切。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鲁都克村缺医少药，到阿舍乡单程需要走4个小时山路，而王绍恒是村里唯一略通医术的人，乡亲们病了上门求助，就连牲畜有病也来找他。“渐渐地倒觉得这是自己的一份责任了。”王绍恒说。 在农村，各家都有许多“活计”要做，王绍恒习惯了乡亲们在早上出工前和晚上七八点钟吃完饭后扎堆看病，也习惯了病人在大冬天晚上来敲门，三番五次的刚暖了“被窝”又要起来“夜诊”。王绍恒家离卫生所有20多分钟的路程，但为了最大限度方便当地群众看病，往往是一个月才回去一次。 鲁都克村委会下面还有14个自然村，最远的一个叫肖洞，已经绕过红河州地界，单程就得走两个小时。但走了几十年，走着走着也就不觉得远了。十里八乡的乡亲，没人不知道王绍恒，都敬重他、称赞他。 几天前，鲁都克中寨的杨美凤刚生了孩子。趁着中午没人来看病，王绍恒从资料袋中取出杨美凤的登记表，背起药箱，径直往杨美凤家去了。 仔细查看了妈妈和婴儿的情况，他嘱咐：“都好好的呢，还在坐月子，早上天冷的时候，太阳大、风大的时候不要出去，活计永远做不完，以后慢慢做。” 从杨美凤家回来，已差不多是晚饭时间。王绍恒自个做饭自个吃，刷洗毕，然后静静地等待即将到来的看病“晚高峰”。 “我爱这个行当，也谈不上什么贡献，干了一辈子的乡村医生，觉得我的人生价值就在这里。”王绍恒说。 “老父亲干了40年村医，我喜欢干这一行。” 李炳灿：接过父亲的班 从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城出发沿公路驱车行驶约半小时，记者来到了金顶镇箐门村乡村医生李炳灿的卫生室。几间破旧的土坯房屋和刚刚装修过的水泥房围成了院坝，院坝里栽着几棵桃树、梨树，十几位病人在院坝里晒着太阳。记者步入门诊室，几位老人排队等候着，门诊室一角婴儿在妈妈怀里哭个不停。
“忙得很呐，李医生？”“嗯，每天7点起来，忙到天黑，有时候连吃饭时间都没有，因为病人太多了。”李医生一边和记者说话，一边给村民填写新农合账本。“李润叶，打吊针费用共45.45元，减免28.37元，实际付款17.08元。” 42岁的李炳灿个头不高、憨厚老实，“说实话，村医每月400元的工资的确太低了，我就是在家养牛养羊、搞种植，一个月也不低于1000元，可是我喜欢干这一行，我老父亲干了40年村医，我要接他的班。”李炳灿话语中有些腼腆又有些坚定。 19年来，李炳灿几乎每天都要出诊。他告诉我们，最多的一天出诊11家，深山里的老人、小孩出行不方便，只要打个电话来，他都会亲自上门服务。不出诊时，就在卫生院等病人，给病人听诊、开药、打针、输液等都得一个人忙活。 “自从新农合政策实施以来，明显改善了农民‘看病贵、看病难’等问题，但是也增加了我们村医的工作量，一个村才一两个医生，有时候忙得喘不过气来！”李炳灿感慨，乡村卫生院医疗设施不齐全、功能不完备给村民看病造成了极大的困难，有时候病诊断出来也无法治疗。我们村医急切盼望政府能加大对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的投入；希望“新农合”的补偿数额还能进一步提高，可以让农民享受到更加优惠的医疗服务；希望国家多配备农村医务人员，提高村医的待遇。
“究竟给多少藏民看过病，我也记不清啦。” 余顺海：藏民的好朋友 为了体验乡村医生工作的真实状态，记者随香格里拉县建塘镇卫生院院长余顺海一起踏上了出诊的道路。 一大早，汽车从建塘镇卫生院出发，沿着崎岖的山路迂回行驶，路面有些坑洼，我们坐在车上“跳”了半个多小时到达吉迪村卫生室。院子里已经挤满了来看病的村民，因为头天村医吴树群已经把余院长要来出诊的消息通知到各家各户，许多村民早早就赶来了。 一下车，余顺海就和吴树群忙碌起来，“诺杰拉初，上呼吸道感染，共51.9元，减免23.7元，实际付款28.2元。”说这话的时候，余顺海已经看完了一个病人，“这个药一天三次，一次一包。”“下一个，你哪点不舒服、什么症状……”这样的话两人重复了无数次，一个接一个，直到最后一位病人离开。 余顺海当乡村医生已经15年。1997年从迪庆州卫校毕业后，他被分配到香格里拉县东旺乡跃进村卫生室，“当时，我才到跃进村，村卫生室连房子都没有，向村供销社借了两间100平方米的土木结构藏式房子，才算有了落脚点，但是夏天漏雨、冬天漏风，桌子、板凳、床都是自己想办法解决的。卫生室使用后，村民们再也不用为常见病跑到乡镇卫生院去看病了。” 余顺海说，刚开始给村民看病的时候，最困难的是无法进行语言交流。村民全部都是藏族，自己不会说藏语，为了克服语言交流的困难，请了在村里做生意的朋友帮忙翻译，时间长了，自己也学会了讲藏语，渐渐和藏族同胞们打成一片，成了乡亲们最贴心的人。来看病的村民也越来越多，从每天的50人左右增加到100多人。有时，村民半夜三更找来，还要连夜背着药箱赶到病人家出诊，出诊回来随便休息一下，又要忙着早起为第二天来看病的村民看病。除此之外，还要经常背上药箱，走村入户为村民们巡诊，几乎没有时间休息，每天都是满负荷工作。 由于业务突出，余顺海的工作得到了村民和政府的认可，“没过几年，组织就让我挑起了东旺乡卫生院院长的担子，后来又调我来建塘镇卫生院工作。这些年，究竟给多少人看过病，连我自己也记不清楚了。不管在哪里工作，我都是一名为老百姓看病的医生。”他这样说。 “村民们不论手里拿着什么，都会硬塞给我一点。龙山村，才更像是我的村庄。” 阿金和：外村来的好医生 炮仗花“劈劈啵啵”开得正欢，别处的农民已经在“猫冬”，元谋已进入了反季节蔬菜销售旺季，如果哪里不舒服，村民也要做完地里的活计才肯来看病。黄瓜园镇龙山村卫生所里，村医阿金和和杨秀娥正忙着为几位老人和孩子打针、拿药。 龙山村委会有9个自然村，5728口人，“现在政策好了，新农合实施以后小病不出村，群众感冒发烧都来这里。”36岁的阿金和毕业于昆明医学院，“以前村里人生了病喜欢去私人诊所，看个感冒要四十多元，有了新农合以后，能报销一半，大家开玩笑说‘看了病还可以买斤肉回家’。” 每天的门诊量从二三十人增加到八九十人，两人忙到夜里十一二点是常事。阿金和心里既高兴又发愁，“卫生所的诊疗设备还是‘老三件’，听诊器、血压表、血糖仪，要是能配备B超和心电图，我们诊断起来就会更快速、准确。” 阿金和心里装着一张“路线图”，那是他每个季度背着药箱到9个自然村巡诊慢性病患者走过的坡坡坎坎。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精神病……总共438个人，都要进家入户去看看，走一圈至少一个星期。 除了这438个病人，还要操心全村120多个娃娃。每个月10号是规定打防疫针的日子，他们为全村1到3岁的娃娃建起了台账，既避免重复接种，也不会漏种。“遇到农忙，家长常常忙得顾不上，只有打电话一个个喊。” 这几年，在政府的支持下，两人出资翻修了老村医留下的房屋和庭院，硬件设施在元谋县各卫生所里属于较好的。他们还考取了助理医师的资格，每月按规定到镇卫生院参加培训，学习妇幼保健、预防接种、艾滋病预防和药品使用等方面的知识。 阿金和的家在世辉村，离龙山村只有七八公里，但事多人少，他每个月只能回去住两晚上，妻子在邻县永仁当老师，忙不过来，年幼的儿子托付给老人照料。阿金和回到家，儿子直管他叫“老干爹”。 当了11年村医，阿金和对自己的村子越来越陌生，现在的他更像是龙山村人，谁有多大岁数、有什么病、对什么药过敏，他心里清清楚楚。“村里人不懂什么是‘白衣天使’，但大家见到我，不论手里拿着什么，都会硬塞给我一点。龙山村，才更像是我的村庄。”他呵呵一笑。
数字 37390人 截至2012年2月底，我省1286个建制乡镇设有卫生院1386个（含乡镇卫生院分院100个）；12684个行政村共有卫生室13292所，乡村医生37390人，平均每村卫生室有乡村医生2.5人。乡村医生中具有中专及以上学历的人员25051人，获得乡村医生证书的人员32962人，占村医总数的88.16%。 11100.8元/人/年 我省出台多项乡村医生的补助政策，省级财政每人每月补助200元，在国家规定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中将不低于40%的任务安排给乡村医生承担。2012年度对乡村医生的平均补助金额为11100.80元/人/年，实际补助乡村医生35106人。 记者 谢建东 郎学平 吴 霄 李树芬（云南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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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16 10:3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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